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其在《中国》一书中将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之间，中国经过中亚等地以丝绸为重要贸易载体并进行各种商业或政治往来的道路称之为“SeidenStrassen”丝路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逐渐发展并不断变化的。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

《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都提到过来自西域的“钟山之玉”和“昆山之玉”，以及西域地区的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而且《逸周书》中也提到了西域的大夏、莎车以及其他国家向中国输入大量商品，可见中原早就同西域有所联系。

张骞凿空西域进一步促进了丝路的发展，其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掌握，不仅打击了匈奴势力，开通了受匈奴阻碍被迫中断的丝绸之路，而且促进了西域国家同中原的联系，发展了中西的文化经济交流。此后历代使者踵张骞之志出使西域。

东汉时期，班超两度出使西域于阗、疏勒等地区，并在公元前91年出任西域都护，其在西域共有二十九年之久，“二通”中西交通要道，在中西交流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对西域当地风土人情以记载著书。

其子班勇，也多次奉命前往西域，安帝时还出任西域长史，镇压匈奴、西域诸国的叛乱，疏通了丝绸之路。

魏晋时期，虽中原地区动荡不安、政权更迭不断，但朝廷始终未中断都对西域的管理与统治。曹魏政权控制了敦煌地区，任仓慈为敦煌太守，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了丝路的畅通，此后的敦煌太守大多效仿仓慈的做法，丝路贸易一直较为顺畅。

西晋时期，西域诸国多归附中原政权，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等地区首领受封“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职位，距离十分遥远的大宛首领也被册封为大宛王，丝路贸易也因此得到继续发展。总的来说，汉晋时期以丝绸之路为媒介的中西交流基本畅通无阻。

历代经营之下，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逐渐分为大致的四条，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又称陆上或绿洲丝绸之路，其路线从古代长安出发，经西域地区到达中亚、西亚以及部分西欧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主要道路。

这条道路在中国又分经阳关西行至鄯善，沿古代河岸西行至且末，顺着昆仑山北部至精绝（今尼雅地区），之后相继到达扜弥、于阗、莎车、蒲犁，翻越葱岭至中亚地区的南道，经敦煌至疏勒，翻越白龙堆至罗布泊北岸抵楼兰古城，前往车师（今吐鲁番交河故城）至尉犁、焉耆，通过龟兹至中亚地区的北道。

二是北方丝绸之路，又称草原丝绸之路，比其他丝绸之路出现得早一些，这条道路主要经过中国北部蒙古草原地区，分阴山道、参天可汗道以及从哈拉经阿尔泰山至俄罗斯南部的西段。

三是南方丝绸之路，其命名相较于北方丝绸之路而言，又称川滇缅印古道，是经中国西南四川、云南、西藏等地通往印度或东南亚地区的主要道路。

四是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海上航行通往欧亚其他地区的道路，其道路发展成熟时间相较于其他三条道路晚一些。

丝绸之路在中外关系当中，尤其是中西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交流中愈加突出，不仅加强了中国同周边少数民族以及中亚、西欧国家的交往与联系，而且增进了各民族的文化、科技相互交流，同时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知晓，中国文化也在此基础上海纳百川，不但融入新鲜血液。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王朝同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发展，由以民间活动为主的交往行为上升至以官方活动为主的对外交流。

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便有了西汉对西域的经营，直至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正式开始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与管辖，此后历代相继实现了对西域的统治，西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景之治后，西汉政权逐渐摆脱建国之初的困境，整体实力有了实质性的增强，至汉武帝统治时期，西汉王朝进入繁荣昌盛时期，有了能够经营西域的能力。使者是西汉王朝同西域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也是二者关系不断变化的重要变现之一。

史载“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武帝为对抗匈奴，第一次派遣前往西域的使者便是张骞。

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不仅使得“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而且第二次出使时携带大量财物前往，并将财物送给沿路的西域诸国，一方面展现了汉王朝的国力强盛，另一方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交往。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诸国多上书求使，形成了“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的局面。

西汉在设置西域都护之前便在西域设置了四郡，为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随着来往的增多，西汉为更好地管理部分地区，在敦煌西至盐泽地区设置了使者校尉领护，负责管理轮台、渠犁等的屯田事务。

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皆积极地在新疆地区进行屯田工作，成为管理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说屯田成为了西汉管辖西域的重要因素。

《汉书》言“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开始设置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西域都护“于西域为中”，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位于西域的中心，同时也是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西域都护管理西域地区的大小事务，统领该地区军事、政治以及各方面。接受中央政府册封的各级官员共有三百七十六人。这些官员既是西汉的官员，又是地方官员，管理当地的具体事务。如何抗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一直是西汉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西汉早期，匈奴在西域地区的军事力量远远强于西汉王朝，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也是断匈奴右臂。为削弱匈奴的力量，西汉政府一方面采取和亲通婚的方式，同西域诸国联合以制约匈奴。

楼兰地区也是如此，尉屠眷为楼兰王时，汉昭帝“赐以宫女为夫人”前往楼兰和亲。西域地域辽阔，“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较为和平的方式往往不足以解决匈奴问题以及诸国动乱，驻军当地、率兵出战或镇压成为了西汉管理西域的有效手段。

汉武帝就曾亲征大宛，震慑边境诸国，保障了对丝路沿线的控制。经历了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动荡混乱，至东汉明帝时期，汉朝才重新控制西域，丝绸之路得以开通。

永平十七年，班超率领36人出使西域，先后收复鄯善、于阗、疏勒、车师地区，保证了丝路的畅通。永平十八年，匈奴发动攻势，随即丝路中断，班超在被召回的路中毅然决然返回西域同匈奴开战，大破龟兹、焉耆，取得最后胜利，丝路得以再次贯通。

永元元年，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直至永元十四年才返回洛阳。班超管理西域30年，二通西域，促进了东汉与西域在的交往。此后，班勇继其父志，廷光二年受任西域长史，实现了汉朝与西域的第三次畅通。

两汉之后，曹魏逐渐控制西域，于高昌设立戊己校尉，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管理西域。随后建立的西晋也基本沿袭曹魏的管理方式，对西域进行直接的控制。

张骏统治前凉政权后，逐渐掌握对西域的统治权，设置高昌郡管理西域，高昌、于阂、鄯善、大宛等西域诸国多归附。376年，前秦取代前凉对西域的统治，开始派遣使者出使西域，此后西域同中原王朝再度相互遣使。

 

中吉乌国际铁路又叫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际铁路”，起点在中国南疆铁路喀什站（喀什北站），途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苏与既有铁路接轨，终点为原苏联土西铁路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站。线路全长491千米。其中中国境内需新建自喀什至中吉边境的线路长度约173千米。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需新建线路长度为268千米，其余部分（从卡拉苏至安集延）为既有铁路，长50千米。中吉乌铁路通道西延后。可经伊朗、土耳其，跨过伊斯坦布尔海峡，到巴尔干半岛。或经土库曼斯坦。上里海渡轮到阿塞拜疆的巴库，经格鲁吉亚到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将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又一支线，又叫第二大陆桥的南部通道，向西直通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意味着一条新的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一、中吉乌铁路概况

中吉乌铁路，起自中国南疆铁路喀什站，途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卡拉苏与既有铁路接轨，终点为前苏联土西铁路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站。线路全长491千米。其中中国境内需新建自喀什至中吉边境的线路长度约173千米，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需新建线路长度为268千米，其余部分（从卡拉苏至安集延）为既有铁路，长50千米。中亚地区东邻中国，西至里海，北起俄罗斯，南接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千米，总人口5560万人。该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

中亚地区在历史上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在欧亚之间人员往来与物贸流通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丝绸之路从这里通过，举世闻名的第二亚欧大陆桥由此向西延伸。美国著名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在分析欧亚大陆战略格局的时候，使用“亚欧大陆的巴尔干”来概括包括中亚在内的一个长方形区域，并指出，“亚欧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

中吉乌铁路通道西延后，可经伊朗、土耳其，跨过伊斯坦布尔海峡，到巴尔干半岛，或经土库曼斯坦、上里海渡轮到阿塞拜疆的巴库，经格鲁吉亚到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将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又一支线，又叫第二大陆桥的南部通道，向西直通中亚、西亚及欧洲各国，意味着一条新的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二、修建中吉乌铁路的意义

（一）中国经略西域的战略需求

纵观自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史，皆有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但凡历史上中国下大力气经略西域的时代，那么中华民族很快就会进入巅峰强盛期，强汉盛唐和大元、康乾盛世皆是如此，从无例外。相反，如果中国被堵在西域之外，如魏晋、两宋、明朝时期，那时的中国虽富，但国势却长期不振，所谓“富而不强”是也。

以上规律形成的成因很复杂，涉及到地缘政治、经贸军事等一系列要素。一言以蔽之，凡是中国想要强大，就一定要经营西域，而古时的西域之地，就是指今日的中亚地区及我国的新疆。不过想要经略西域，还得有通道才行。历史上为了找到这条通往西域的道路，张骞、苏武、班超、唐僧均在各自的时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们找到的通道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川陕出发，经今日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沿着兰新铁路的哈密、吐鲁番，穿越焉耆盆地和库尔勒、铁门关，再沿着南疆铁路到新疆喀什，再从乌恰县翻越天山和昆仑山交汇处，出境到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最终到达乌兹别克斯坦重要城市安集延的一条道路。这条路，也是历史上的正牌古丝绸之路。

汉朝为了这条通道，不惜与匈奴爆发汉匈大战。从汉武帝开始，汉匈战争持续了130年之久，最终以中华民族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到了唐朝，大唐与突厥、吐蕃连番大战，反复争夺“安西四镇”（龟兹、疏勒、和阗、焉耆），即今日新疆到中亚一带，最终唐军沿该通道一路推进至怛罗斯才止步。这条通往中亚的重要通道，今天东段基本都在我国境内，从川陕到甘肃到再到新疆喀什。而从喀什和克州吐尔尕特口岸出境后，经吉尔吉斯斯坦、再到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这一段，则大部分在国境之外。其实早在1997年，中国就提出希望能沿这条古代通道修建一条“中吉乌铁路”，加强中国西部和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根据规划，中吉乌铁路全长仅523公里，建成后将是中国到中东、欧洲的最短货运路线，即使以100公里/小时的货运时速计算，喀什至安集延也不过区区5小时就能到达。

安集延在历史上就是中亚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即使今日也是中亚地区的国际铁路枢纽中心。中国货物一旦到达此处，南可分拨至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地，西可到乌国首都塔什干，如列车继续西进，则可经伊朗、土耳其进入欧洲，如从伊朗经伊拉克南下至埃及，则货物可直接进入非洲大陆。据测算，如果货物走中吉乌铁路这条线路，从乌鲁木齐到纽约，将比上海从海路运输近6380公里，比从广州出发近8300公里，而且不必经马六甲海峡，可见中吉乌铁路对中国是何等重要。

可以预见，中吉乌铁路通车后，中西部地区必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时代机遇，原本限制内地各省市发展的地理区位劣势，此后将化腐朽为神奇，摇身一变成为巨大的优势，对外贸易运输路径的大幅度缩短，其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目前国内连接喀什的铁路早已修通，中吉乌铁路贯通之日，就是中西部经济腾飞之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远迈汉唐。

（二）国际陆上贸易对中吉乌铁路的迫切需求

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一条南通路，这一交通通道穿越、辐射中亚和西亚大部分国家，其开发潜力和由此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促进第二亚欧大陆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条通道是亚太地区与中亚、西亚、南欧等国家经贸往来旅途最短的通道，特别为中亚各国提供了一条新的便捷出海通道。它不仅可以承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中亚、西亚及欧洲国家间的过境货物运输，还可承担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间的外贸物资运输，带动国际多式联运发展，促进亚欧间的人流、物流的交流，在国际路网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际一体化的进程迅猛发展，伴随着亚欧两大洲间对外贸易联系规模的扩大，促使贯通铁路陆路运输通道同世界运输体系实现一体化，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吉乌铁路将在中、日、韩等东亚国家与中亚、西亚、南欧国家的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助于项目影响区各国的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东亚经过中亚地区到中东、高加索、南欧和西欧国家新的跨洲贸易和文化交流，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别对促进中亚国家经贸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吉乌铁路对促进中、吉、乌三国国家经济全面发展，增进三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重新构筑吉尔吉斯斯坦铁路网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20年前的12月，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南线开通，首批货物从连云港装车，至中国新疆喀什。而后通过公路经吐尔尕特山口出境，发往吉尔吉斯斯坦，再经吉尔吉斯斯坦运往黑海东岸的格鲁吉亚西部大开发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067亚。据测算，南线的开通，可缩短运距900多千米，过境货物可提早数日到达目的地。节省10%左右的运输费用，况且还要有相当一段路途需要汽车运输。如果中吉乌铁路建成，可以进一步缩短时间，节省更多的运输费用。因此，中吉乌铁路已经有了比较迫切的需求。

（三）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可以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一条南通路，是东亚通往中亚、西亚和南欧国家新的便捷通道，在国际路网中具有重要意义

修建中吉乌铁路将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道，对促进亚欧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发展东亚与中亚、西亚和南欧各国的友谊和交往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可增强第二亚欧大陆桥运输组织的机动灵活性，保证亚欧大陆桥运输的畅通。中吉乌铁路沿线在历史上曾经是辉煌一时的古代丝绸之路的南通路要道，该线经土西铁路从乌兹别克斯坦的哈瓦斯特向西延伸，可构成两条通往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

一是经土库曼斯坦的捷詹，经1996年修通的捷詹萨拉赫斯马什哈德铁路南下，可抵达伊朗的德黑兰.继续向西北方向经土耳其的安卡拉，过伊斯坦布尔海峡，可直接抵达巴尔干半岛，直至中欧、南欧和西欧，此通路中吉乌铁路以西部分已经贯通，将形成伊斯坦布尔一德黑兰一马什哈德一萨拉赫斯一土库曼纳巴特一安集延一中吉边境一连云港的跨亚洲干线。它是“连接几十个国家运输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用直达的铁路交通把中亚、东南亚、外高加索、近东广大地区联结起来了，为远距离运输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

二是从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向西，过里海轮渡，到达阿塞拜疆的巴库，继续向西，经格鲁吉亚的波季，再过黑海轮渡，可直达保加利亚的索非亚，直至中欧、南欧和西欧，此通路虽未贯通，但线路笔直顺畅，已有一些国际组织正在积极酝酿之中，特别是该通道途经世界油气储量第三的里海，战略意义尤为重要。且土库曼巴什港通过运河与里海相通，港口与隔海相望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之间有轮渡，这一现代化的海港可开辟跨里海铁路的轮渡航线。它是中亚国家通向黑海港口的最佳路线，并经波季港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同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连接在一起。

因此，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可以形成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一条南通路，将促进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各国（除哈萨克斯坦）、西亚各国、西欧、南欧、中欧等国与中国、韩国、日本、东亚、东南亚、美洲等国家间的物资交流及人员往来，特别是对加强与中、日、韩间的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义。经中吉乌铁路至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和阿富汗、伊朗等国的运距比经第二亚欧大陆桥可缩短900多千米，过境货物可提早数日到达目的地，节省10%左右的运输费用。中吉乌铁路也为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内陆国家疏通了一条最为便捷、快速、可靠的出海通道，是东亚通往中亚、西亚和南欧新的便捷通道，在国际路网中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修建中吉乌铁路后可形成的第二亚欧大陆桥南部通路，提供了一条优质低费用的运输通道，将吸引大量的来往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国际过境运输，吸引更多的过境集装箱运输业务，形成真正的亚欧大陆桥运输。特别是满足中亚各国与中国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间外贸运输的需要。

（四）中吉乌铁路的开发建设将进一步促进中亚地区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对促进沿线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是一个多民族地区，由于民族传统、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外流较少，部分地区的封闭状态尚未打开。中吉乌铁路的开发建设，将较快地促进经济带的形成，在经济上可以扩大与东亚、西亚地区和欧洲的经贸交往.从而加深沿线各国的政治联系。加快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对促进中、吉、乌三国国家经济全面发展，增进三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是友好邻邦，近几年，中国与吉、乌两国间经贸合作发展迅猛，具有广阔的前景和良好的互补互利性。中吉乌铁路的修建对促进中、吉、乌三国国家经济共同发展，增进三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符合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五）修建中吉乌铁路开辟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通路，对扩大中国特别是新疆对外开放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铁路对外运输通道仅与周边16个国家中的5个国家有铁路相连，通道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线路标准低，通过能力小，有的甚至是窄轨铁路。中国西部是距离欧洲大陆、地中海沿岸、中亚和西亚最近的地区，处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中吉乌通道是中国西部走向世界的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中吉乌铁路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地区经贸交往的新通道，特别是加快中国新疆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发挥中国西北地区的巨大经济潜力，逐步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对于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日本、韩国及东亚国家和地区与中、西亚地区国家在经济上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其贸易发展前景广阔。中国与中、西亚地区国家地域相连、陆路相通，铁路通道的完善会直接促进其贸易的发展。其中，中国近年来与欧洲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与其他地区贸易的增长。目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要通过海运的方式进行，运输距离长、所需时间多是海运最大的缺陷，尤其是中、东欧的货物，离岸前和到岸后还需要相当距离的陆路运输，如果铁路通道畅通，则铁路运输更适应中国与欧洲贸易的发展。

因此，强化、完善第二亚欧大陆桥国际铁路货物运输通道，对于发展东亚、中亚、西亚国际贸易和国际合作，维护地区繁荣、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是当今世界上两大经济互补性最强的区域，但这两大地区的联系和往来被广袤的亚欧大陆所困扰，开拓和发展这两大地区间的陆路交通，是亚欧各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关注的问题。亚太经合组织一直致力于“泛亚铁路通道”的研究和开发，1995年完成了亚欧大陆桥北通道的可行性研究，1999年完成了亚欧大陆桥南通道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促进泛亚铁路的运营化和提高效率的工作。

华沙铁路组织长期致力于欧亚国际运输通道的发展，1994年提出了13条重要的欧亚运输国际通道，其中11条通道涉及到第二亚欧大陆桥。1998年华沙铁路组织再次从各国提出的适合欧亚运输的铁路线路中选择了24条线路作为重要的欧亚运输通路，其中以中国为东端终点的占18条，这些线路大部分都要经过中吉乌运输通道。以上情况说明，中吉乌通道是亚欧间最重要的铁路通道，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加快这条通道的发展和完善对于推动亚欧两大陆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内容提要：“丝绸之路”一词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主要是指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前，曾使用过“绸缎之路”、“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等简称或代称。1943年2月24日的《申报》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随后其概念不断深化，出现“沙漠路”、“绿洲路”、“草原路”等支线，还有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了多种称谓，但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关 键 词：丝绸之路/概念形成/交通网络/传播演变

　　作者简介：刘进宝，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杭州 310028)。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3)阶段性成果。

　　“丝绸之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长安或洛阳，通过甘肃河西走廊和今天的***地区，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等地，连接亚洲、欧洲的交通和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即凡是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均称为“丝绸之路”。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丝绸之路”更加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关注。各地相继成立了“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学术辑刊，出版、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和专题论文，其中也涉及“丝绸之路”概念的生成、演变与发展。①但不可否认，从第一手史料入手，阅读原始材料，从史源出发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原始史料入手，从学理层面对“丝绸之路”一词的使用及其名称的演变、含义作一梳理。

 

 

　　一、“丝绸之路”的提出及其在西方、日本的早期使用

　　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很早就有接触和往来，这条交往的路线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没有一个概括性的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简称“《中国》”)②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③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在《中国与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从文献角度对丝绸之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应把该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总之，在与东方的大帝国进行贸易期间，叙利亚始终未与它发生过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正如我们首次了解到的夏德研究的结果，尽管叙利亚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但也是较大的市场之一。而叙利亚主要就是依靠通过内陆亚洲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获得生丝的。④

　　1915年，赫尔曼在《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⑤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丝绸之路应当是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罗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不久，中国的丝绸就到达罗马帝国境内。公元前65年，庞培率罗马远征军攻占了地中海东岸，随后叙利亚被并入罗马帝国版图之内。正是基于上述史实，赫尔曼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国到中亚和印度的范围，到达罗马。⑥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可能已经传到大夏(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当张骞出使西域返回长安后(前126)，丝绸不断运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内)之时，罗马人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丝绸。

　　随着罗马帝国版图向地中海东岸的扩张，罗马上层贵族对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兴趣越来越大，需求也日渐增多，商人中也开始有人尝试探索通往中国寻找丝绸的道路。大约在公元100年，以经商为业的马其顿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曾派人到东方经商。他们沿丝绸之路抵达巴克特利亚和某个称作“石塔”的地方，在那里收集到了一些有关赛里斯国(Seres)的消息。⑦

　　(一)“丝绸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定义，得到东西方学者的赞同。赫尔曼关于“丝绸之路”的主张，得到以法兰西学院院士格鲁塞为代表的东方学家的支持。格鲁塞在1948年出版的《从希腊到中国》中描述和赞扬了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尤其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罗马与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⑧

　　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早期将“丝绸之路”称为“运丝大道”，他在1923年完成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说：西域的楼兰，“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的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⑨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丝绸之路》，⑩该书主要记录了斯文赫定作为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领导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进行的“汽车考察”，全书共23节，其中第18节的题目就是“丝绸之路”，在不到一万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阐述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及其贸易。“赫定可能是第一个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的人”，但“他在书中对导师所说的‘丝绸之路’的涵义几乎只字未题(提)”。(11)

　　法国学者吕斯·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于1963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中文本于1982年出版。(12)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与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其“汽车考察”的记述和见闻，那么布尔努瓦的《丝绸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论述的时间从公元前200多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二)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及早期名称使用

　　在东方的日本，对“丝绸之路”关注较早，“日本学界对于汉文中国典籍的学习和掌握具有悠久传统，其熟悉程度优于西方汉学界，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勃兴‘脱亚入欧’思潮，学术研究亦极力追踪西方研究之法”，(13)日本学者很早就在东方学的潮流中，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丝绸之路”。其中，白鸟库吉的诸多论文，如《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康居粟特考》(14)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日本早期的“丝绸之路”研究包含在“东西交通史”或“东西交涉史”中。(15)

　　1944年，赫尔曼的《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6)和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17)两书日文本出版，这是以“丝绸之路”为名的最早日译本。(18)日本学者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笔者所知最早的是1962年出版的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19)随后，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林良一《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校仓书房，1962年)、岩村忍《丝绸之路》(《シルクロ一ド东西文化の溶炉》，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66年)、三杉隆敏《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海のシルクロ一ドを求めて》，创文社，1967年)、护雅夫、别枝达夫《丝绸之路与香料之岛》(《绢の道と香料の岛》，文艺春秋社，1968年)等。这些著作以知识性的介绍为主，并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后期，“丝绸之路”受到日本的广泛关注，从学术界到新闻界，乃至普通民众，对“丝绸之路”倾注了大量热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NHK)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了大型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随后，又翻译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井上靖的小说《敦煌》，并筹划中日双方合作拍摄同名电影。《丝绸之路》的播出与相关丝绸之路图书的翻译出版，使中日两国形成了一股“丝绸之路热”。

　　日本的“丝绸之路热”虽然由学界发起，创办了《丝绸之路》学术月刊和《丝绸之路事典》，从学术上介绍和研究“丝绸之路”，但认可“丝绸之路”这一称谓的却主要是社会大众，“丝绸之路”也成了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重要题材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作家、画家、摄影家到丝绸之路沿线旅行，有关新闻社还举办丝绸之路的报告会和讲座。这些都为丝绸之路的大众化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日本的“丝绸之路热”，长泽和俊的总结似能说明问题：“这种倾向迄今仍在扩大，在书店，任何时候都摆着几册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各种各样的旅行社也在计划着各方面的‘丝绸之路的旅行’。不仅如此，由于这一名称比较时髦，所以以书店、旅行社、饮食店为首，各种店名也开始盛行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20)

　　日本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通俗性的称呼，学术性不强，所以学者较少使用“丝绸之路”的概念，而是用“东西交涉史”或“东西交通史”的名称。

　　二、我国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演变

　　“丝绸之路”一词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国内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主要使用“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等名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星烺在辅仁大学、方豪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其后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1)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22)和《中西交通史》、(23)方豪的《中西交通史》、(24)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25)等。这些学者讲述和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是同类著作中出版最早的，它扼要介绍了张骞通西域后至清乾隆时期的中西交通状况。他的《中西交通史》讲述了“中国同欧洲诸国在政治同文化方面初步的交通情形”，并且以“鸦片战争为全书的结末”。(26)两部书中提到“丝绸”、“Seres”(丝国)和“赛里斯”，(27)但未出现“丝路”或“丝绸之路”一词。

　　由此可知，当时“丝绸之路”因其含义简单、范围明确，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没有被单独介绍和宣传。

　　(一)早期“丝绸之路”名称的使用和引进

　　在“丝绸之路”的名称出现之前，国内曾称其为“绸缎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发表了葭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写道：

　　土耳其斯坦，是欧亚两洲往来的最大通衢。有所谓“绸缎之路”的，是汉朝张骞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罗布泊)的附近一带，这时尚可看见当日从中国运绸缎到巴比伦，Tyr，Alexandrie罗玛诸城的车马辙迹。而希腊的地理学家Ptolémée氏，曾描写过这条路径，计从中国洛阳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贸易专权的，是波斯人；后来是土耳其人。(28)

　　从其内容可见，“绸缎之路”显然是指今天的“丝绸之路”。该词出现不到两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先声“丝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该词的是中外关系史研究专家朱杰勤。他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一文称，“古代中西交通，实以丝为开端”，“罗马与中国通商，亦大抵以丝为媒介”，“考中国生丝缯帛，初由安息输入罗马”，“当时丝之输入罗马”等关于中国丝西传的语句。其中谈到：“欲考华丝传入欧洲之情况，不可不先探其丝路”，并以斯坦因在西域的考察及其《古代于阗》为依据，初步介绍了“古代东西经过中亚之交通”的具体路线。(29)

　　正是由于当时国内已有“丝路”的称呼，在转引海外报道和翻译海外论著时也使用“丝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导报》以《***欧亚“丝路”》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外部据驻挪威使馆电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顷在挪京澳斯麓，应文化团体之敦请，讲演在中国***一带考古经过……谓彼在***时，曾探得中欧“丝路”为历史上极有价值之发现，此项“丝路”负有欧亚交通商务之重要使命，乃为欧亚航海途程未开辟以前，中国丝商运丝赴欧所经之途径，现在虽多已破坏，或湮没，但仍可寻觅其蜿蜒之遗迹，可见中欧交通商务远在数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来，文化之沟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30)

　　同年，朱杰勤翻译发表了《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

　　据吾所知，丝业及交通之文字记载盖妙(鲜)……惟思坦恩(斯坦因)爵士在塔里木河流域之米兰(Miran)之发现，则尤为诸事之壮举，在此荒芜之炮垒中，乃竟有旧丝路之壁画及绘画掘起，且此画品又为印度希腊美术之混合品，出于此地，人所快睹者。有一事尤足异者，则画中人之姿态及布置、面貌，皆表现出罗马式之丰姿。(31)

　　1938年，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英文版出版，《国际月刊》1939年创刊号便以《丝路》为题作了报道：斯文赫定“设法调查是否可以沿着那条古时的丝路——古时从西安到撒马尔罕及欧洲去的马车道路——而砌造一条现代化的汽车公路”。赫定在书中还讲述了“在古丝路上一切的消息”。(32)

　　由以上材料可知，1935年，我国学者已使用“丝路”称谓。1936年，在报道和翻译欧洲的相关信息和论著时，也使用这一名称。

　　1939年1月，苏联乌兹别克斯坦至我国***惠远的公路开通，苏联在报道中也出现了“丝路”一词。《申报》以“苏联赶工，修筑公路，通至***惠远”为题转载了来自莫斯科的报道：“古昔所谓‘丝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国与中国通商必由之路。其时之骆驼队，均自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苏联乌慈贝吉斯坦邦境内)通至库尔嘉城(在***省即惠远城)。”(33)由于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和我国***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要冲，而“丝路”一名已为中欧学者所使用，苏联方面也使用了“丝路”的名称。

　　黄文弼从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开始，多次赴***考察，从1939年便开始整理《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在该书中，他将这条中西交通线路称为“贩丝之道”，认为罗布淖尔(即罗布泊)“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在阐述了西汉通西域的历史后说：“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34)

　　朱家骅将其称为“丝绸路”，他在1941年9月15日的演讲报告中讲道：“西北是我民族文化发祥地，宏伟的文化遗迹，比比皆是，河西一带尤然。原来河西是汉武帝经营西域时所造成的我国通外孔道，敦煌是沟通中西文化和商务往来的重地，由此经南疆往印度、中亚细亚、阿拉伯、罗马，乃必由之路，故当时西洋人称之为‘丝绸路’。”(35)

　　上述“丝路”、“贩丝之道”、“丝绸路”的称呼，显然是指“丝绸之路”。

　　1943年，《申报》在南洋各地特辑之四《马来亚纵横谈》中，讲述了16世纪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占领，“当时还没有橡胶，也没有石油与锡，欧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产的香料，所以，当时北循陆路越天山以至中国以取丝的道路，叫做‘丝绸之路’，而南线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称为‘香料之路’”。(36)这是目前所见我国媒体最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报道，同时还出现了“香料之路”。从其内容可知，“丝绸之路”就是指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香料之路”则是指海上丝绸之路。

　　(二)政府层面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已开始使用“丝路”和“丝绸之路”，其指代明确，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使用频率很低。“丝绸之路”较多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层面的对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楚图南在《关于促进亚非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报告》中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叙利亚人、波斯人、阿富汗人、中亚各族人民和中国人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赶着骡马，牵着骆驼，孜孜不倦，披星戴月地开辟出来的。”(37)

　　1959年9月6日，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富汗王国副首相纳伊姆亲王宴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丝绸之路”：“中国和阿富汗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往来。著名的‘丝绸之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标志。”(38)

　　1962年，蔡英在《友好邻邦阿富汗》中说：“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我国西部的边疆，越过世界屋脊的帕米尔，沿着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麓，通往波斯、阿拉伯和欧洲。”(39)

　　1963年11月20日，陈毅副总理在欢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我们的祖先共同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对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沟通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40)

　　1964年10月30日，刘少奇在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道：“中国和阿富汗自古以来就是和睦相处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的祖先很早就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在讲话中也说：“几世纪中商队就走过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通过阿富汗，把中国和西方联系了起来。”(41)

　　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中西方之间也有了经济、文化交流，但张骞出使西域显然是中西交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界一般将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丝绸之路”开通的标志。(42)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寻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张骞派副使到达大夏(巴克特里亚)。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时，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国经过巴克特里亚到西方的道路。(43)

　　古代的阿富汗被誉为“文明间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沟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枢纽，它将中国、印度与其西部的希腊、罗马连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内发现的阿伊哈努姆遗址，(44)证明在阿姆河地区确实存在希腊—大夏王国遗存。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发现了数座古代墓葬，出土数量庞大的古代黄金制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20世纪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发掘的贝格拉姆遗址中，有两个房间内藏有大量宝藏，其中有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精致工艺品，如中国汉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罗马的玻璃器皿、叙利亚的青铜制品、希腊的石膏圆盘等，表明当时这里是通往东西方和南亚的交通要冲。(45)

　　丝绸之路经过亚洲中西部和欧洲部分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西的中亚地区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中亚五国)，这一地区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国的友好邻国，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丝绸之路”成为中阿交流的纽带与媒介。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间的友好关系时使用。

　　此后，“丝绸之路”一词开始在国内频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的报道中，就有“我国历史上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从西汉开始，已经开辟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46)196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中，也出现相关记述：“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路，后来也被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为‘丝绸之路’了。”(47)

　　由于政府层面在对外友好交往中的频繁使用，“丝绸之路”为社会大众和学界所熟知，并逐渐广泛传播开来。

　　(三)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在政府层面以外，与丝绸密切相关的纺织工业界首先使用“丝绸之路”一词。1959年，孙和清在《欣欣向荣的丝绸工业》中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历史上丝绸是从黄河上游经过***运往中亚细亚和欧洲的，因此这条路曾被誉为‘丝绸之路’。”(48)

　　1975年，蒋猷龙在《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一文中说：

　　根据史籍和地下文物的考证，我们的祖先在距今约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就最早地发明了养蚕，利用丝绵、蚕丝制作衣服，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就被邻国誉为“丝国”，并且在公元前二世纪，即以大量丝织品向外输出，开拓了闻名中外、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我国蚕丝科学技术也从此传入欧亚各国。(49)

　　1977年，《丝绸》杂志第3期发表了周应惠以《丝绸之路赞歌》为名的诗歌。

　　相关行业性刊物对“丝绸之路”的关注度也很高，如《蚕业科技》1979年第1期发表了彭铮的《丝绸之路的由来》、《蚕桑通报》1979年第4期发表了杨宗万的《丝绸之路杂谈》。

　　(四)史学界使用“丝绸之路”概念

　　早期的“丝绸之路”被纳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中，即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学领域。

　　以史学界为代表的人文社科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开始使用的称谓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如朱杰勤在1935年发表的《华丝传入欧洲考》中，就使用了“丝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与“丝路”：

　　至于华丝传入欧洲之路线，即里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丝路”名词，在中国境内，必沿斯坦因发现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发，经沙漠而至罗布诺尔湖。

　　丝路实可称谓旧世界最长交通大动脉，为大陆国家文化交流之空前最大联络线。(50)

　　再如1955年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文中说：

　　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自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陆路以长安为采集地，出玉门阳关西行，又分两路。南路沿罗布淖尔南，经善鄯，沿大戈壁南，经于阗、莎车以达大宛。北路则经车师、龟兹、温宿，以达大宛。至大宛而南北两路合，然后西经布哈拉以达安息。此东西通商大道，号称“丝路”。(51)

　　同年，季羡林使用“丝道”一词说明中西文化交流：

　　中国蚕丝的向外传布可能在公元前三四百年以前已经开始了。丝的贸易对古代中西的交通，甚至对古代中西各国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横亘欧亚的“丝道”是众所周知的。(52)

　　1957年，陈竺同遗著《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丝路”一词：“因为运去的货物主要为丝织物，所以大家就称这条道路为‘丝路’。”(53)

　　1963年，夏鼐在《***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遗址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发现的丝织品遗物。

　　这两处都位于***境内古代“丝路”的沿线。汉代的“丝路”从关中的长安开始，穿过河西走廊和***的塔里木盆地，跨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经过今日苏联的中亚各加盟国、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港口，全长七千来公里。(54)

　　《辞海》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出现的词条也是“丝路”，而不是“丝绸之路”。

　　在政府和纺织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后，史学界也开始关注“丝绸之路”，并与政府层面的使用有前后呼应的关系，即为了说明历史上中外之间的友好关系。如1966年发表于《历史教学》的《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一文：“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和非洲就发生了贸易关系，中国的丝绸通过中东运到欧洲和非洲北部，西方古代文献把这些交通大道叫做‘丝绸之路’，把中国叫做‘产丝的国家’。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埃及著名的地理学家托勒梅在他所写的《地理学》这部书里，也提到中国和‘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55)

　　史学界较早使用“丝绸之路”一词的是***文物考古、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历史文物的学者。***吾***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中谈道：“我国自古被誉为‘丝绸之国’，穿过我国***，通往西亚、欧洲的交通大道被称为‘丝绸之路’。从出土的精美丝织物看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这些丝织品的发现，为研究我国丝织工艺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资料……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人民同西亚、欧、非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历史悠久的友谊。”(56)在***吾***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中也出现了“丝绸之路”。阿斯塔那363号墓发现的文物，“对古代中西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遗存及其他各个方面也提供了实物例证……古代我国的绢锦等丝织品，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源源由东方向西方输出，曾远达波斯、罗马。高昌正是位于这条‘丝绸之路’的运输驿站上。”(57)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中也多次提到“丝绸之路”，***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丝绸之路’的兴旺，促进了高昌地区的繁荣”。高昌古城发现的“丝织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丝绸之路’中间站的繁盛景象”。(58)

　　与此同时，197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博物馆编著的《丝绸之路——汉唐织物》，这是我国第一本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在该书所附的“说明”中多次出现“丝绸之路”一词，并详细论述了丝绸之路在***境内的南北二道：“在从汉到唐的千余年间，这两条路都曾是运销丝织物的主要通道，后来中外历史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59)此后不久，***人民出版社编辑了《***历史论文集》(征求意见稿)，(60)其中许多论文如章左声《论张骞的历史功绩》、王炳华《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的政治、经济》、王仁康《汉唐时期***和内地的交通》都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尤其是赵永复的《丝绸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丝绸之路》题名的史学研究论文。1979年5月编辑完成的《***简史》第一册也有“丝绸之路”相关表述。(61)

　　这一阶段，“丝绸之路”一词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出现，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大学、***民族研究所在内的西北相关学术单位组织编写了《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62)与此同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也从学术上声讨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专门研究了***发现的两件古代写本，写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63)和《〈坎曼尔诗签〉试探》(64)两文，以卜天寿和坎曼尔之口声讨了沙皇俄国。

　　学界一方面研究中俄关系史，揭露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历史、文物，强调中国与亚非拉各国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从而出现了较多关于“丝绸之路”的论述。如夏鼐在《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一文结尾部分写道：“这些古代丝绸说明，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不仅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而且不断地互相学习，促进了文化交流；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深远的友好关系，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5)

　　从1978年开始，“科学的春天”到来，各学科学术研究开始勃兴。在前一阶段的良好基础上，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同时期的史学著作中，开始较多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出现“丝绸之路”，即“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和丝织品，所以后来把这条路称之为‘丝绸之路’”。(66)1979年出版的冯惠民《张骞通西域》、(67)1980年出版的王治来《中亚史》中也使用了“丝绸之路”。(68)

　　同时在高校教材中也频繁使用“丝绸之路”。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指出：“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69)同年出版的刘泽华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中也出现“丝绸之路”一词：“中国的丝绸经南北两路大量运往中亚各国，甚至再经这些国家的商人转运到欧洲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地。因此，历史上称这两条道路为‘丝绸之路’。”(70)

　　20世纪80年代，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逐渐增多，如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的《丝绸之路》、(71)杨建新、卢苇的《丝绸之路》、(72)武伯纶的《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73)等。

　　对“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视，需要更直观地了解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重要遗址等，即将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计划地组织了几次丝绸之路考察，如1981年7月15日到9月9日，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了“丝绸之路考察队”，对兰州至***乌鲁木齐一段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学术考察，考察成果以《丝路访古》为名结集出版；(74)1982年夏，“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丝绸之路考察团”对“丝绸之路”甘肃和***段的一些重要地点进行了考察；1984-1985年，青海文博单位组织了“唐蕃古道”考察等。

　　1990年9月，我国陇海—兰新铁路与哈萨克斯坦铁路接轨，为了与传统的贯通亚洲北部的大陆桥相区别，将其称为新亚欧大陆桥，或第二亚欧大陆桥。由于其所经路线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丝绸之路”，又称为现代“丝绸之路”，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就是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75)

　　伴随着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丝绸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视，尤其是与中亚联系密切，又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陕西、甘肃、***等省(***)更为积极。西北五省(***)联合出版《丝路文化丛书》；甘肃省成立丝绸之路协会，创办《丝绸之路》杂志，(76)出版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漫画丝绸之路》丛书；(77)***、陕西、甘肃学者筹划编辑了三本丝绸之路辞典。(78)

　　史学界从“丝路”到“丝绸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个演进过程，不论是学术论著、高校教材，还是通俗读物，主要限定在学术层面。但史学的“经世致用”在“丝绸之路”研究上也有体现，它既与政府、行业界的使用有所联系，又与时代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使“丝绸之路”扩展到整个文化界，成为社会大众熟知的词语。

　　(五)辞典中“丝绸之路”概念的演进

　　在国内史学界大量使用并研究“丝绸之路”的背景下，1979年版《辞海》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基础上，同时设置了“丝路”和“丝绸之路”两个条目，其中“丝路”的释义是“即‘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的释义基本上与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的“丝路”相同，只是将“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至公元后第六世纪”改为“约自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并在最后增加了一句“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79)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丝绸之路”的条目定义为：“中国古代以丝和丝织品为主要商品，经中亚通往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简称‘丝路’。”这一条目从公元前4世纪印度著作中有关中国丝的记载讲起，一直到唐代在这条道路上中西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重点讲述了路线的发展与变化，“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将“丝绸之路”分为三段：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中段是从玉门关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西段指葱岭以西。这是辞典中首次将“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讲述。(80)

　　除此之外，该书释义还增加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朱杰勤、黄邦和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继承了此前成果，较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南北两路的具体道路和支线。

　　自秦汉以来，大量中国丝及丝织品由上述各路运往西方，故称“丝绸之路”。其他商品交流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亦多由此路进行。丝路为古代和中世纪沟通中国与欧亚各国之桥梁，为中国人民与欧亚非各国(地区)人民间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81)

　　1979年开始筹划编辑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设立了“丝绸之路”条目，其关于“丝绸之路”的释义，在路线、走向等方面与《辞海》基本一致，但又增加了一些较宏观的描述，即“通过丝绸之路，历史上欧亚非各国和中国间的友好往来不断增进；东方的中国文化，南亚的印度文化，西亚的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进行着频繁的接触与持续不断的交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82)

　　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中的“丝绸之路”词条，虽只涉及陆上丝绸之路，但叙述却较全面系统：

　　简称“丝路”。是指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特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以后德国的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提出，应该将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其主张得到后来学者们的支持，丝绸之路一名遂为广泛使用。(83)

　　此条目将“丝绸之路”的性质、来源、发展变化等作了全面概述，并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李希霍芬《中国》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以及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阐释。同时较详细叙述了“丝绸之路”中段道路。首次在辞典中提出了东汉后出现的“新北道”，明确了敦煌到帕米尔之间的北、中、南三条道路及其具体走向。

　　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的《***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主要讲述了陆上丝绸之路，增加“丝路在先秦时已隐约存在，前2世纪后进入新时期，日趋繁荣，直到近代欧、亚海运畅通之前，一直为中西交通大动脉”的描述。与《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一样，也讲述了丝绸之路中段的三条道路，同时还有“以上几条干线又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形成支、干交错的交通网络”。(84)这也是辞书中第一次对“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

　　周伟洲、丁景泰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丝绸之路”的表述较全面，此条目第一次在辞典中写入外国考察家的探险、著书立说和使用这一名称，使其“固定下来”。同时还提出“广义的丝绸之路”概念：“即凡经古代中国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包括海上、陆路均一概称丝绸之路。”(85)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的“丝绸之路”条目，既继承了《辞海》的内容，又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扩大了范围：

　　在现代学术界，该词不仅用以指称联结整个古代世界的交通要道，同时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通常认为，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类(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大干线：(1)草原之路……；(2)绿洲之路……；(3)海上丝路……。(86)

　　《大辞海》在《丝绸之路大辞典》的基础上对广义丝绸之路的描述更为宽泛。

　　此外，还有一些专科性的辞典，如《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经济史辞典》、《中外文化知识辞典》、《大学历史词典》等都收录了“丝绸之路”词条。其释义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

　　从以上辞书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可知，《辞海》系列、《中外关系史辞典》、《中国丝绸之路辞典》、《***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丝绸之路大辞典》对“丝绸之路”的释义，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记述相对准确全面，或有自己的见解。

　　各类专科辞典，尤其是《辞海》系列将“丝路”或“丝绸之路”列入，说明“丝绸之路”概念得到广泛认可，同时根据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释义也在不断深化，含义也逐渐广泛。

　　三、“丝绸之路”概念的充实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到中亚、印度的交通路线，赫尔曼将其延伸到罗马。但他们最初的定义仅仅限定在贸易或交通方面。(87)随着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丝绸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中，就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丝路的支线，亦有取道今***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滇、缅通道再自今缅甸南部利用海道西运，或经由中亚转达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8)这里的“滇、缅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丝绸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此后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和《大辞海》中，都有相似表述。《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对“丝绸之路”的支线释义如下：

　　支线有出敦煌向北，经天山北麓至伊犁河流域再西行者，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海道则或自中国南部直接西航，或经由滇、缅通道再从今缅甸南部西行，或由中亚转印度半岛各港再由海道西运。(89)

　　相较于《辞海》，《中国历史大辞典》增加了“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勒泰山至中亚者”，即所谓的“草原路”。

　　另如杨建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丝绸之路”条目中说：“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90)这里提出的“绿洲道”、“草原道”和“南海道”(即海上丝绸之路)是对“丝绸之路”概念延伸的概括，但认为这是“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前已述及，《辞海》(未定稿)、《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已经有了“丝绸之路”的支线之说。

　　《***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对“丝绸之路”“支线”的记述更加细致：“陆路还有经蒙古草原至西伯利亚或由蒙古草原折向西南、越阿尔泰山至中亚者，有以内地经青海、西藏至印度者(吐蕃道)，还有经四川、云南至缅甸者(滇缅道)。”(91)这是在辞典中第一次明确出现“吐蕃道”和“滇缅道”。再加上以前出现的“草原路”，陆上丝绸之路的支线基本上都明晰了。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也在不断扩大或充实，即将我国古代到相邻各国的交通路线，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都称为“丝绸之路”，甚至更为广泛。因传统的“丝绸之路”，即经中亚陆路到罗马的交通线，经过一段沙漠地带，所以被称为“沙漠路”，同样，这条路线还经过中间的绿洲地带，又被称为“绿洲路”，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到中亚称为“草原路”，从云南入缅甸、印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经海上航路与对外交往称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这些大的支线外，还有一些临时的小支线，如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居地到敦煌的支线被称为“吐谷浑道”或“青海道”。

　　刘迎胜撰著的“丝路文化丛书”《草原卷》中，首次出现了“丝路网络”一词。

　　隋、唐帝国辽阔的疆域使中原与西北边疆地区的联系变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设置州府后，开辟了漠北通往内地的驿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后，天山以北诸地之间的交通形成网络。……草原丝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92)

　　这是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将“丝路”作为网络探讨，为以后的研究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

　　此后，在1996年出版的《***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也有“丝绸之路”是“交通网络”的明确表述。《丝绸之路大辞典》的表述更为宽泛：

　　现今流行的说法是：原来所说的经中亚陆路的丝绸之路，被名之为“绿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经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居地至中亚的“草原路”；经海上西行之“海上丝绸之路”；云南入缅甸、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西南丝路”)等等。(93)

　　不论是支线说，还是各条道路的单独存在，都是“丝绸之路”概念的扩大或充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网络。我们知道，李希霍芬、赫尔曼所说的“丝绸之路”，是指从中国长安到罗马之间的东西方交通路线。后来，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尤其是由于气候、政治、战争、宗教等各种因素的变化，中西交通路线可能会随时发生变化，从而偏离原来的路线或规划，甚至废弃某一段道路，也会不断开辟新的支线或道路，这些支线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从长安到敦煌就有几条通道，从敦煌出阳关、玉门关到帕米尔又有几条通道。在这些通道上，还有许多小支线，在史籍文献记载中，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现的就有“灵州道”、“朔州道”、“云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龙堆路”、“回鹘道”、“大碛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这些支线通道，有些是同时并存，有些是前后出现，它们根据不同情况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并且比较固定的通道还有如草原道、印缅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交通网络系统。一旦因自然条件或社会环境出现变故，导致某一条或某几条线路出现阻隔或阻断的时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线，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就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它从中国古代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地区，路网跨距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公里。这显然只是一个大体走向，从其包含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33处遗址、遗迹就可知道，作为世界遗产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还包括许多支线。

　　草原道、唐蕃古道(吐蕃道)、印缅道(滇缅道)等，都是传统“丝绸之路”的延伸或支线，相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来说，统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因此，现在一般都是将“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现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的“一带”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亦即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按交通线路划分外，还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交换物品、传播文化来划分，如“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珠宝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青金石之路”、“绢帛之路”、“皮毛之路”、“佛教之路”、“书籍之路”等。这些都是扩大的概念，与“丝绸之路”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

　　从学理层面梳理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和含义的充实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地质地理学家的李希霍芬，并没有专门研究中亚史地，“丝绸之路”一词也是他偶然、无意之间提及的，所指也仅仅是从中国长安到中亚之间的东西交通路线，并将其理解为一条基本上笔直的道路。因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贸易路线想象成一条直线，所以在《中国》第一卷的《中亚地图》上，他用加粗的红线画出了一条基本上笔直的“丝绸之路”，(94)这与“丝绸之路”的实际走向并不符合。

　　虽然赫尔曼也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丝绸之路”学术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学生斯文赫定，他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进行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研究，并将“丝绸之路”一词引入国际学术界，但他并不认同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直线说。斯文赫定于1933-1935年在我国西北，尤其是***的汽车探险后，专门写了《丝绸之路》一书，详述了此次考察的收获、见闻等，该书第18章标题就是《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虽然全篇不到一万字，但对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作了全面解题和阐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的几条道路、走向、性质作了全面的阐述，出版了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学术著作，才使“丝绸之路”一词为大众熟知，并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丝绸之路”一词最早由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50多年后我国学者才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此前曾于1933年使用“绸缎之路”以指称“丝绸之路”。1935年开始使用“丝绸之路”的简称“丝路”。此后不久，欧洲和苏联也使用了“丝路”一词。1941年使用“丝绸路”。同时，还使用“贩丝之道”代称“丝绸之路”。1943年，我国正式出现“丝绸之路”一词。

　　第三，“丝绸之路”虽然称呼众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论是按交通路线划分的“绿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还是以交换物品分类的“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这些扩大或充实了的“丝绸之路”，都是借用或参照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别说明，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时都应有具体的含义，即从我国长安(或洛阳)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到中亚、欧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虽然“丝绸”不是整个历史阶段中西贸易的大宗商品，“丝绸之路”也出现多种称谓，但都仅仅是对某一个时期或某一种物品的概括或总结，还没有哪一个称谓或名称能够替代“丝绸之路”。因为丝绸是这条通道开创的原动力，它是中西方贸易的主要物品；在“丝绸之路”上，丝绸的影响最大，它可以作为货币流通和使用，中国因此被称为“Seres”。正因为如此，1988-1997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交流之路综合考察”活动，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命名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都是以“丝绸之路”命名。

　　当然，“丝绸之路”现在已不是某一条道路或某一种交换物品的专称，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统称，甚至突破了原来的“中外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命名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这一历史名称在当下的现实反映。

　　注释：

　　①综述性研究成果如丁笃本：《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2010年；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蒋小莉译，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罗雪梅：《丝绸之路名称的历史演变》，《文史杂志》2015年第6期；田澍、孙文婷：《概念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等等。

　　②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Berlin: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关于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

　　③目前学界所引用的所谓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对“丝绸之路”的定义：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在其《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页；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9-200页；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序言”；等等，都有讹误，李希霍芬的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这是赫尔曼根据李希霍芬后来的演讲内容总结提炼的。笔者另有《关于李希霍芬“丝绸之路”命名的辨析》进行讨论，待刊。

　　④Albert 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zur alten Geographie Asiens,Berlin:Weidmannsche Buchh.,1910,10ff，转引自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2页。

　　⑤参见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5页。

　　⑥朱杰勤在《大秦国全录》的译者说明：“大秦即罗马东部，亦即包括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且以叙利亚为首。”(夏德：《大秦国全录》，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i页)

　　⑦参见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第429-430页；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杨共乐：《谁是第一批来华经商的西方人》，《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张绪山：《关于“公元100年罗马商团到达中国”问题的一点思考》，《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⑧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1～33页。

　　⑨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礼译，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59页。

　　⑩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96年。该书1936年出版瑞典文本，同年出版了德文本，1938年出版了英文本，1944年出版了日文本。中文本根据英文本翻译而来。

　　(11)丹尼尔C.沃：《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通往一个概念的考古学》，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7辑，第306页。

　　(12)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前言”，第XIII页。

　　(14)这些论文收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5)如桑原骘藏：《东西交通史论丛》(东京：弘文堂，1933年)，史学会编纂：《东西交涉史论》(东京：富山房，1939年)，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南海篇(荻原星文馆，1943年)等，其研究内容包括今天的“丝绸之路”。长泽和俊的《汉之西域经营与东西交通》、《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西夏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张骞之西使与东西交通》、《论甘英之西使》、《法显之入竺求法行》、《韦节、杜行满之出使西域》等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文，收入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丝绸之路史研究》中。

　　(16)安武納訳編：《古代絹街道(しゐくろうど)：パミ一ル高原ル一トの研究》，東京：霞ヶ関書房，1944年。

　　(17)橋田憲輝訳：《絹の道》，東京：高山書院，1944年。

　　(18)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5页。

　　(19)《シルクロ一ド》，東京：校倉書房，1962年。

　　(20)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代序)》，《丝绸之路史研究》，第1页。

　　(2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平：辅仁大学，1930年。朱杰勤在张星烺原作基础上进行了增补校订后，出版了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的六卷本《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1979年)，内容有删节。2003年中华书局改为四册重印，恢复了被删去的内容。

　　(22)向达：《中外交通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23)向达编：《中西交通史》，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24)方豪于1942年在浙江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1946年到北平后又在辅仁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根据其讲义编著的《中西交通史》于1953年由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以后多次再版。1977年后，改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岳麓书社、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均有翻版。2016年收入《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6)向达编：《中西交通史》，“叙论”，第1、6页。

　　(27)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7、10-11页。

　　(28)孙彦、萨仁高娃、胡月平选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敦煌学研究》第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29)朱杰勤：《中外关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100页。

　　(30)《西北导报》第5期，1936年4月，第29页。此报道有个别错误，如将“瑞典”写成“瑞士”。

　　(31)M.P.Charlesworth(查尔斯沃斯)：《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朱杰勤译，《食货半月刊》第4卷第2期，1936年6月16日。据《食货半月刊》文末标注，此文译自《罗马帝国之商路及商业》第6章。此文在收入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年)时略有修改，如将“妙”改为“鲜”，将“思坦恩”改为“斯坦因”。

　　(32)《国际月刊》1939年第1期(创刊号)，第107页。其出版时间应该是1939年7月。

　　(33)《申报》1939年1月11日，第4版。“乌慈贝吉斯坦”即乌兹别克斯坦，“搭什干城、萨玛肯特城、蒲哈拉城”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城。

　　(34)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1948年，后收入黄文弼著，黄烈编：《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3、239页。

　　(35)朱家骅：《西北观感》，王聿均、孙斌合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第582页。

　　(36)《申报》1943年2月24日，第2版。

　　(37)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13页。

　　(38)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9)第6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100页。

　　(39)蔡英：《友好邻邦阿富汗》，《世界知识》1962年第10期。

　　(40)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3)第10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425-426页。

　　(41)《刘少奇主席、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在刘少奇主席为阿富汗国王和王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大公报社人民手册编辑委员会：《1965人民手册》，北京：大公报社，1965年，第339页。

　　(42)参见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43)“巴克特里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称呼。其位置与中国青藏高原西北部的葱岭(今***吾***与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接壤。

　　(44)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2世纪下半叶，研究者推测是大夏东部首府。

　　(45)参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81-284页；罗帅：《阿富汗贝格拉姆宝藏的年代与性质》，《考古》2011年第2期。

　　(46)史树青：《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

　　(4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编：《历史故事》第4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63年，第5页。

　　(48)中国纺织编辑部编：《纺织工业光辉的十年》，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21页。

　　(49)蒋猷龙：《儒法斗争与古代丝绸技术的发展》，《丝绸》1975年第3期。

　　(50)方豪：《中西交通史》(一)，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53年，第79、81页。

　　(51)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52)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53)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页。

　　(54)夏鼐：《***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55)广文：《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历史友谊》，《历史教学》1966年第3期。

　　(56)***吾***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57)***吾***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58)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59)***吾***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编：《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年。其文字说明部分同时以《“丝绸之路”上新发现的汉唐织物》为名，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3期。

　　(60)本书初次出版大概在1975-1976年间，1978年出版的正式本有所变动。

　　(61)***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2)《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63)郭沫若：《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考古》1972年第1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64)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文物》1972年第2期，后收入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关于“坎曼尔”材料的真伪辨析，参见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65)竺敏(夏鼐)：《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66)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0页。

　　(67)冯惠民：《张骞通西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68)王治来：《中亚史》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92页。

　　(69)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4页。

　　(70)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3页。

　　(71)陈振江：《丝绸之路》，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72)杨建新、卢苇编著，朱杰勤审校：《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73)武伯纶：《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74)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75)1992年，西北五省(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丝路文化丛书》，全套共12册，其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册、***人民出版社出版4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册、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册。从杨建新所写序言和杨建新、卢苇于1981年出版、1988年增订的《丝绸之路》，改编为《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一书可知，该书是为了配合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而出版。杨建新在丛书“序言”中说：“现在我们把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喻之为新丝绸之路”。

　　(76)《丝绸之路》杂志由甘肃省丝绸之路协会等编辑，1992年出版试刊一期，1993年出版双月刊内部发行，从第4期开始正式出版。

　　(77)于忠正、曹昌光主编：《漫画丝绸之路》，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

　　(78)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王尚寿、季成家等编著：《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79)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121页。

　　(8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17-319页。

　　(81)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1-422页。

　　(82)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941页。

　　(83)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第199-200页。

　　(84)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2-93页。

　　(85)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86)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刘君德等编著：《大辞海·中国地理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1012-1013页。

　　(87)参见王冀青：《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88)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未定稿)，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5年，第91页。

　　(89)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第941页。

　　(90)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隋唐五代史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第319页。

　　(91)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各族历史文化词典》，第93页。

　　(92)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4-175页。

　　(93)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第1页。

　　(94)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8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作者：刘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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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于2020年7月，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及对外战略的研究报告 ——《详解中国数字丝绸之路》，旨在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数字维度的概念、目标和实践进行分析，从而有效应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对欧洲工业竞争力的经济和规则挑战，以及对欧洲数字主权，个人隐私，数据驱动型社会和数据自由流动等理念的冲击。本文在《详解数字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对报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提取，以便更加清晰地了解该报告的主旨及概况。

中国的国际表现及“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了明显的数字化转向。伴随2015年数字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一部分的推出，中国海外活动的重点已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网络搭建转向加速中国技术的全球扩张，包括电信网络、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以及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为配合《中国制造2025》，确立中国在各高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政府于2015年颁布了“互联网+”政策，目前正在推出《中国标准2035》。

直到最近，数字丝绸之路才开始吸引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美国政府的煽动下，外界对华为是否可以作为一家值得信赖的5G电信网络供应商产生疑虑，这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激烈辩论,这场辩论还涉及了一项更为广泛的议题，即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治理方式是否会给欧洲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带来挑战。本报告强调了数字丝绸之路对欧洲的影响，并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密切关注在未来几年必须应对的相关研究和政策。

（报告概览）

中国对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界定

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强调中国要努力对国内制造业进行现代化改革。这份产业政策旨在将中国经济从以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为主的知识经济模式，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成为全球创新前沿。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关键概念）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2015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将数字丝绸之路的连接性定义为“五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数字丝绸之路主要有三个目标：首先，从基础设施、贸易、金融、民心和政策这五个方面提升区域和国际连通性。这五个方面是由复旦大学数字“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提纲挈领而提出。复旦大学是中国研究“一带一路”相关课题的重点机构之一。其次，数字丝绸之路提出，通过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传统产业的升级创新。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家亟待发展项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就业，与此同时，形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数字经济的依赖。最后，多个中国的专家表示，数字丝绸之路的第三个目标是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形成具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区域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这意味着中国和海外的网络技术将进一步融合，尤其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例如东南亚），以及非洲。

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铺设

一、 基础设施：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一）电信业务

由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科技巨头承担的基础设施，使中国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者。就5G电信设备的全球市场份额而言，截至2018年，华为以28%的份额位居全球榜首，中兴以10%的份额排名第四(欧洲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介于两者之间，分别为16%和14%)。中国企业在5G专利数量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仅华为就拥有3325项已申报专利，而诺基亚和爱立信分别拥有2038项和1423项专利。另外，在东南亚，中国企业还主导着智能手机市场，2019年在东盟的五个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占据了60%的市场份额。

（二）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也是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中国企业是包括中亚、俄罗斯、非洲、中东，甚至欧盟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智慧城市发展的主导力量。

（三）太空建设

中国政府目前已经建立了一套可替代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NASS)和欧盟伽利略系统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在成像、通信和地理定位服务上都是由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研发的。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提供北斗服务，并大力支持国际上的太空计划，比如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开发和发射的PakSat多任务卫星，以及即将在阿富汗部署的阿富汗卫星2系统等。在多边合作上，由中国牵头建立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使中国能够向目标市场转让技术、知识和设备。

二、 商业：打通贸易，连接民心

2015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与《中国制造2025》密切联系的“互联网+”政策。这项政策旨在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数字丝绸之路为中国电子商务公司打开了新的市场，这些公司可以提供比欧美竞争对手更便宜的替代商品和服务。5年过去，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为首的平台经济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这些公司也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列。

国际上数字运营平台的类型和功能

尽管数字平台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最终它们将重新定义经济关系，并对更多经济领域进行结构调整。通过数字丝绸之路项目扩大中国企业的全球影响力，可以树立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从而赢得人心，并将成为公共外交软实力的工具，从而达到服务于中国政府的目的。

三、 政策：成为规则制定者的愿景

未来，一个更加先进的网络空间将导致国家之间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物理边界变得模糊。因此，为了保障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和安全，确保跨境数字连接，需要各方达成一致的规则和标准。

中国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及中国企业对设备和技术的出口，正在改变着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参与度。在制定国际技术和工业标准方面，中国正日益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致力于从规则遵守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

中国的雄心

一、 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在国际上对数字丝绸之路的推广，以及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高了中国政府塑造新兴技术国际标准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始于国内，由强大的创新型公司推动建立，最终目标是实现这些标准的国际化。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延续，中国政府将于2020年发布《中国标准2035》。

选择特定公司来构建其软、硬数字基础设施的国家面临着锁定效应：由于涉及额外成本以及出于技术兼容性的原因，这些数字基础设施很难转换到另一家公司。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中国科技公司是数字丝绸之路伙伴国的“先行者”，所以它们将从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大大受益。

二、 出台法规管制数字资源

基于对数字资源流向海外而给中国网络安全带来危害的担忧，中国政府受欧洲个人数据保护制度《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启发，于2017年通过《网络安全法》，制定了隐私保护条例。但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与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有一个重要区别，即《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由独立数据保护部门(DPAs)执行，但中国《网络安全法》的执行实体是政府机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是否也能保护个人数据可以免受国家监控。

《网络安全法》对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有多方面的影响。首先，中国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比《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更严格，造成了一种有利于中国公司的不对等，即在中国运营的外国企业被迫将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本地化，而在海外运营的中国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跨境转移相同类型的数据。其次，中国《网络安全法》使用的法律术语含糊不清，导致该法律的大部分解释要靠执法来解释，这增加了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不确定性。第三，这部法案对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都存在负面影响，数据是经济活动的关键资源，对数据流动的限制将不可避免地减缓效率，甚至阻碍商业和贸易。

三、 全球网络治理

技术标准制定和治理的主要国际平台是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下设的多边组织）, 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一个由美国发起的多方相关利益组织）和乌镇互联网大会（由中国发起）。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国际电联中的地位不断加强，2015年以来，国际电联秘书长的职位一直由中国人担任。

中国政府在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组织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也积极主办相关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WIC)，即乌镇峰会。自2014年以来，中国网信办举办了该大会，以协调有关各方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立场为目的，旨在庆祝中国的科技和商业进步，并探讨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乌镇大会充分利用了中国市场及其产业链的重要地位，成功吸引了包括苹果公司和谷歌公司在内的商界领袖，俄罗斯等友好国家，一些中亚国家以及国际电联的代表参加。但自2014年第一次会议以来，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没有派出高级别与会者。

中国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人脸识别和监控技术的新国际标准，以创建普遍通用的技术。中国政府还提议通过新的互联网协议对互联网进行深刻的修改。最终，将各种替代方案引入目前使用的IP可能导致互联网的解耦。如果中国能够重新设计并应用这种新的IP系统，可以想象，像谷歌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也会尝试开发自己的系统，以控制他们的子域名内发生的情况。

对欧洲的影响

首先，中国在基础设施、商业和监管领域的发展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构成了挑战。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纠结是否采用华为的5G基础设施。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一致和果断的反应，并成了中美对抗的“竞技场”。由于是否要禁止一家公司进入市场的决定权属于欧盟成员国，欧盟正在成为美国和中国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的战场。

在商业领域，欧洲也是中美两国技术实力的重要战场。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的海外分支机构）正在实施其“从本地到全球”战略，以在欧洲与亚马逊更好地竞争。这项战略（目前已在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和俄罗斯实施）使西方公司可以使用在线平台销售自己的产品。尽管这家中国公司没有透露目前有多少欧洲零售商通过该在线平台销售产品，但它正计划将这一战略扩展到欧洲其他市场。作为一家非欧洲公司，全球速卖通与亚马逊和eBay一样，受到了欧盟隐私法规和欧洲市场多样性(包括语言和互联网接入)的更大挑战，但目前全球速卖通已跻身欧盟13个成员国的前三大市场之列。

（引导欧洲各国市场的企业）

在监管领域，由于中国在个人隐私、数据本地化和数字治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欧洲的做法存在冲突，这给欧盟作为监管机构的角色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在道德和数字人权（例如在线自由，隐私和透明性）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将在不得不确定自己红线的同时，也要制定可行的替代方案来与中国展开竞争。

译者丨翟丽影

编辑丨翟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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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简介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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