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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弄巧成拙

这里的东亚地区包含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三个经济体。欧洲地区包含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四国。结合发展时间和数据可得性，不同经济体起始时间不同：中国为1991年，日本为1954年，韩国为1964年，中国台湾为1964年，西班牙为1957年，法国为1955年，意大利1952年，英国为1950年；终止时间均为2018年。

图4 劳动生产率结构效应增速

“2021年房地产投资会下降”

关键词2：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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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元大幅贬值，意味着其今年以美元计价的GDP可能会再度缩水。尽管人民币也略有贬值，但鉴于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势头，2022年，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扩大到4倍。

坚守传统制造业的佛山，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必将面临种种阵痛。

俄罗斯

　　B．2个

十年后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会不会是今天的贵阳、合肥、郑州和西安？这个问题还需要东北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思想来回答。

02

在过去的十年里，合肥市政府通过产业引进和资本投入的方式，建构了自己的高新制造产业集群。目前国家科学中心和三个国家实验室先后在合肥落户。显示面板、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一类高新技术产业在合肥大量聚集。

如果说看这个数据，中美两国代表了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发展方向截然不同。中国是搞产业，搞基建，搞扶贫，搞贸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是印钞发行美债，然后由华尔街拿着天量的美元到全球买买买。

图3为劳动生产率收敛效应增速的国际比较，横轴为人均不变价GDP（2011年美元），纵轴为收敛效应增速（5年移动平均）。

“阶段性的财政政策安排不能大规模退出”

1 劳动生产率高增速从何而来

十年后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会不会是今天的贵阳、合肥、郑州和西安？这个问题还需要东北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和思想来回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还面临一些挑战。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指出，当前内需的回升中还存在波动，消费、基建投资等恢复过程中会遇到困难，经济恢复基础尚需进一步牢固。展望2021年，疫情防控形势仍然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主要变量，预计全球经济将整体延续缓慢复苏走势，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这些因素将进一步通过贸易、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等途径传导至国内。“下阶段，促进消费加快回升仍然是提振内需的关键，服务性消费的复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情况将影响消费走势，提升就业质量、保障居民收入仍然关键。”温彬表示。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告别了前一个十年的高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单边下行。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经济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支出角度看，投资和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依托；从产业角度看，工业部门对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愈发重要的来源。

1，经济赶超初期，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结构效应、向前沿经济体学习的收敛效应共同促成了劳动生产率高增长。

2，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大幅放缓，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速贡献下降；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率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差距显著收窄，特别是这些行业的高投资时期过去以后，收敛效应对经济增速的贡献持续下降。

3，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其他赶超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一致。一是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跨过了投资高峰期，中国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且学习难度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减速的七成。二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放缓，再加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4，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尽管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在相似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时期相比，仍处于类似水平。

5，生产率提升动力转换。生产率提升从物质资本积累驱动逐渐转向知识和技术驱动，从标准化的资本品行业转向高端农业和制造业、IT、教育科研、医疗、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自前沿经济体的标准化学习内容下降，非标准化学习内容占比提高，需要学习前沿经济体经验并结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才能够实现生产率提升。

* 在7月25日举行的CF40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48期暨“双周圆桌”第342期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围绕2021年第二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下行》发表演讲。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季度报告的专题部分。

（1）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之后增长率下台阶，l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l995年人均GDP达到1l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中国台湾的经济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l989年，台湾的人均GDP为9538国际元。l990～2000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速为6.4％，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约2.7个百分点。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l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Eichengreen et al.（2011）利用人均收入预测经济增速的变化。他们利用1957~2007年的国际数据，构建了经济体快速增长然后放缓的样本。这类经济体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人均GDP（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超过1万美元，二是某特定时间前7年（t-7）平均增长率超过3.5%，三是某特定时间后7年（t+7）平均增长率至少下降2个百分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大多数增长放缓的经济体而言，增长放缓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和人均收入水平，仅有少数经济体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当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1.7万美元（按2005年不变国际价格计算）时，经济增长率至少下降2个百分点，其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或之后不久达到这一收入水平。通过将经济增长放缓分解为资本存量、劳动力、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四个方面，他们发现在经济增长放缓前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3.04%下降到0.09%，能够解释85%的经济增长放缓。

林毅夫（2013;2014;2021）认为，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在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取得的结果。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可以借鉴学习先发前沿国家的技术、产业和制度，其相关成本和风险都低得多。他强调中国在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决定性因素是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中国未来发展潜力不是看现在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中国的人均GDP相对前沿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来自外部因素、周期性因素。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与金融危机之前相比也都有非常显著的经济下滑。林毅夫（2021）最新的研究指出，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同期的22.6%，相当于1946年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1985年的韩国与美国收入水平的差距，这些国家在此后16年的平均增速达到9.4%、9.2%、9.0%，由此推断中国未来16年（从2019年算起）增长潜力也约有9%，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因素，下调至8%增长潜力。鉴于我们要实现高质量增长，要解决人口老龄化、环境、城乡差距、“卡脖子”等问题，所有增长潜力不一定全部发挥。

张军等（2016，2017）同样基于“收敛假说”，参考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通过中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来推算追赶空间和增长潜力。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数据估算得出经济增长与上一年人均GDP占美国比重的函数关系；假设美国在未来20年内（从2015年算起）年均增长2%，通过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计算下一年人均GDP增长率，进而得到下一年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如此迭代计算得到2015~2035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估算数据，结果表明中国在2030年潜在经济增速仍能维持在5%~6%水平。

陆旸和蔡昉（2016）根据人口转变趋势及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增长核算方程估算了中国1979~2020年GDP潜在增长率，各时期平均数分别为：1979~1994年间为9.66%，1995~2010年间为10.34%，2011~2015年间下降至7.55%。预计2016~2020进一步下降至6.2%。具体原因包括：一是劳动力持续严重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使单位劳动成本迅速显著上升，资本代替劳动进程加快；二是新成长劳动力逐年减少，导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三是无限劳动供给特征消失，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迅速提高，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四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响应减慢。

1. 对劳动生产率的拆分

第一期劳动生产率增速=16%*7%+43%*9%+41%*8%=8.27%

假定第二期三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第一期相同，仅仅是产业份额发生变化，则第二期劳动生产率增速=12%*7%+45%*9%+43%*8%=8.33%

假定第二期三部门产业份额与第一期相同，仅仅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发生变化，则第二期劳动生产率增速=16%*6%+43%*7%+41%*5%=6.0%

实际上，第二期劳动生产率增速=12%*6%+45%*7%+43%*5%=6.0%

由此可以看出，第二期相对第一期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3个百分点，其中劳动份额贡献了0.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贡献了-2.3个百分点。前者为结构效应，后者为收敛效应。

同理计算第二期到第三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得到：第三期劳动生产率增速为3.6%。第三期相对第二期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4个百分点，其中劳动份额贡献了-0.1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贡献了-2.3个百分点。前者为结构效应，后者为收敛效应。

2.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拆分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进行分解，得到收敛效应与结构效应。从数据来看，收敛效应与结构效应之和与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的绝对误差在0.4个百分点以内，拆分结果比较可靠。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于格灵根大学的经济转型数据库（Economic Transformation Database，ETD）。该数据库提供了关于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体全面、长期和国际可比的分部门不变价增加值和就业数据。按照统计口径，可将ETD中的十个行业划分三产业：①第一产业：农业；②第二产业：采矿、制造业、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筑业；③第三产业：贸易旅游酒店、交通仓储、金融房地产、政府服务、社区和个人服务业。

主要发现包括：（1）中国劳动生产率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稳步下行的过程，几何平均增速从2002~2011年的9.8%下降至2012~2018年的6.1%。（2）收敛效应即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减速的解释力较强，约在70~80%。

对比中国经济增速高涨和回落两个阶段，即2002~2011年（高增长期）、2012~2018年（增速回落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了3.7个百分点，其中结构效应贡献了1.1个百分点，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约30%，收敛效应解释了约70%。

1. 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我们对比了中国和部分高收入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化轨迹。主要发现包括：（1）随着绝对或者相对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2）在相似的绝对或者相对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2011年美元），中国劳动生产率5年移动平均增速为6%，类似收入水平的东亚经济体均值为6%。

2. 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收敛效应

主要发现包括：（1）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收敛效应下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2）中国劳动生产率收敛效应高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2011年美元），中国劳动生产率收敛效应5年移动平均增速为4.9%，东亚经济体类似收入水平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均值4.8%。

3. 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结构效应

主要发现包括：（1）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结构效应下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断下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且逐渐收敛至0。（2）中国劳动生产率收敛效应高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的平均增速。（3）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2011年美元），中国劳动生产率结构效应平均增速为1%，东亚经济体类似收入水平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均值为1%。

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偏高，或限制了人口流向服务业。结构转型六年内，中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均值为29%，远高于东亚和西欧地区均值14%；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均值为34%，略低于东亚和西欧均值37%。第三年产业就业占比均值为37%，明显低于东亚和西欧均值49%。农业就业占比偏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型进程，减缓了结构效应效果。

4. 分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1）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初始阶段较高且降幅缓和，即便是在人均收入20000美元以后劳动生产率仍能保持4-5%的增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初始阶段最高（超过5%），后续的下降也较为显著；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在初始阶段不高（2~3%）,后续持续下降。

（2）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4万美元（2017年美元，购买力平价）时，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接近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为5.1%；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为4.8%；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为5.0%。

图5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图6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图7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

1，经济赶超初期，多重力量促成高增长。一是结构效应，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带动加总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二是收敛效应，特别是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相对高收入国家生产率差距大，且可以通过学习前沿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借助大量物质资本积累和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三是人口红利。在较多赶超成功经济体的发展初期，人口快速增长且人口年龄结构处于有利条件，这也有利于GDP增速提升。

2，随着收入水平提升，经济增速放缓是规律性现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大幅放缓，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速贡献下降；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生产率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差距显著收窄，特别是在这些行业高投资时期过去以后，劳动生产率增速随之显著放缓，收敛效应对经济增速的贡献也在下降。

3，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高收入经济体类似。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可以分解为人口因素和就业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增速下行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而后者是主因。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相对于前沿经济体的生产率差距较大，可以通过学习前沿经济体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大量的投资和规模效应实现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跨过了发展高峰期，中国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且学习难度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减速的七成。二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放缓，再加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即便是在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加总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4，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尽管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在相似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时期相比，仍处于类似水平。

5，生产率提升动力转换。生产率提升从物质资本积累驱动逐渐转向知识和技术驱动，从标准化的资本品行业转向高端农业和制造业、IT、教育科研、医疗、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自前沿经济体的标准化学习内容下降，非标准化内容占比提高，需要学习前沿经济体经验并结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才能够实现生产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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