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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Omid Armin on Unsplash，本文作者：王潜、刘嘉培，原标题为《硅谷的好孩子与坏孩子》
一、不只有野孩子Social Capital，硅谷还走出了好孩子和坏孩子
我们的文章介绍过Social Capital，Chamath Palihapitiya靠着 “世界这么大，我想做做看”的信念，短短数年间打造了横跨SPAC、风投决策自动化等五大领域的基金帝国Social Capital。后来，他又因与LP不和，索性在两年内收掉所有业务。
Social Capital不基于现有移动互联网内商业机会的早期投资，之所以野，不仅是因为它不遵守规则，更是因为它一系列的大胆尝试，想他人不敢想，完全无法预测。
野性的第一点体现：
挑战VC基金机构本身存在的各种形式。招募一支团队提出capital as a service概念，给出增长指标，达到就放款，完全剔除人的决策；还在风险投资中引入了慈善行业资本的新力量，利用风险投资的方式做慈善投资；
野性的第二点体现：
不投社交、游戏、音乐等硅谷VC最青睐的方向，转而寻找没被VC支持过但前景无限的领域，获得了不俗的业绩。从2010年创立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回避过去10年财务回报最好的消费互联网企业，认为这种投资并没有多少意义，转而投资了医疗、教育、企业服务相关的公司；
野性的第三点体现：
Social Capital 不想做基金after基金after基金的形式。一般风投机构习惯做一个基金后再做一个更大的基金，与此同时再长期持有基金，Chamath在前2支基金做出亮眼的业绩之后，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清退LP，利用SPAC（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打造永续资本的模式。
Social Capital带着创始人Chamath做增长的强烈基因，大量尝试，迅速迭代，野性生长。它选择的模式，并不一定每一个都能成功，但一定能在更短的周期里看到最终的结果。Social Capital凭着勇于冒险的野性打了不少漂亮仗，堪称硅谷的野孩子。
Social Capital与巴菲特的Berkshire Hathaway在成立的前8年回报与标普500指数回报的对比
二、和Social Capital画风相去甚远的，是好孩子基金A16Z
A16Z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好孩子的？
A16Z的联合创始人Marc Andreessen在90年代初创立了Netscape（网景），他既是这家浏览器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实力强劲的产品经理和程序员，但在变现和商业化能力方面略有不足。
Andreessen相信开源的力量，把代码也和盘托出，所以Netscape刚一问世就被微软抄袭，加上IE和Windows系统捆绑销售的打压，Netscape的用户越来越少，最后卖给了AOL（美国在线）。不过Netscape一大得意之处就是发明了javascript，依然被当今的网页客户端脚本广泛应用。
和Netscape分别后，Andreessen遇到了Ben Horowitz，Horowitz有很强的销售和商业能力，正好和Andreessen互为后盾。二人一起创办了云计算和云存储公司Loudcloud，同样屡经波折。
被互联网泡沫席卷，以致基本无法融资，快倒闭的时候，Andreessen和Horowitz决定从旧公司剥离部分业务，建立新公司Opsware，这次他们并不简单做IT开发，转而专注企业数据管理和数据存储，2007年Opsware以16.5亿美元的价格被惠普收购。
2009年时，他们开始决定将投资机构化运作，于是便有了A16Z。从最早3亿美金的规模，到2012年时便扩大到27亿美元。
可模仿、可复刻的好孩子样本
A16Z的投资策略简单、可模仿，他们致力于两点：
1. 把简单但正确的事情做到最好。
2. 努力做好推广宣传。
A16Z高效的公关策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见一斑：
什么火就做什么，并走到最前面。比如近来在硅谷忽然流行一款聊天室软件Clubhouse，内测用户只有5000多，但很多VC在用，令其估值已破1亿美元。很多VC尝试投资，但A16Z成功投进。They are excited that next big platform is social game play，可以利用公关和公共感知形塑主流玩家的形象。
A16Z没有分析师，所有人都是合伙人。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在官网上发表意见，令业内人士有兴趣和机会听到来自A16Z的声音。全民合伙人制度下，所有人的意见都是非常宝贵的，嗓门都很大。
但A16Z的每个合伙人都货真价实，并非国内很多时候出现的 "Title通涨”。他们大多是既有领域里面最声名显赫的（solid）的人，平均可获得20-30万美元年薪，但合伙人也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大部分投资决策还是高级合伙人在投委会上做出的，并非所有合伙人都可以开枪。
A16Z坚持“全频道轰炸”的推广方式。每个合伙人都有实力不俗的写作技巧，也是人均PPT大师；都坚持开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播客；在博客、领英、YouTube全频道运营，是一只全员媒体的基金。听起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让整个团队去做的时候，在这个圈子里的声音会大到不可想像。如果你想要复制他们的PR，可以尝试让10个人的投资团队每人每月释出4个播客，4个视频、10条领英和30条朋友圈。
他们在各种社交场所和社交平台上也非常活跃，也善于蹭热点，不会因为创始人能力平平就不予回复。你在区块链大会能见到A16Z的合伙人，在SAAS从业主聚会能见到A16Z合伙人，在游戏主播千人大会能见到自称发烧友的A16Z合伙人，在生物科技论坛也能见到曾是斯坦福医药博士、做成过医药公司的A16Z合伙人，AI从业者大会也有A16Z的身影。
良好的公关效果引得海内外机构争相模仿，努力把基金募集的越来越大。但A16Z也是2010年少数几支变成主流、团队可以做到100-200人的好孩子基金，而大部分2010年崭露头角的基金都难逃层出不穷的问题，濒临倒闭，唯独A16Z可圈可点：十期基金促成10个IPO，120个并购，最近开始关注区块链，今年更是募集到了第二支加密货币支付基金。
除此之外，A16Z还在不断革新自己。从有限合伙人制的公司变成RIA（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注册财务顾问），这样能在加密货币等这些高风险资产上面配置高达50%的旗下管理规模。
可以大胆推测，再过两三年，A16Z就会实质上成为变成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公司：既投资管理区块链/加密货币资产，又做早期投资，还帮一部分传统金融机构托管区块链资产。当人们越来越认为加密货币会是资产管理的主流，是一个必然趋势，也就有越多人关注A16Z会怎么做。
从A16Z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未来？
作为整个移动互联网和PC互联网时代的点火人，Ben和Marc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浏览器软件，并对用户和软件之间的关系了如执掌，认为作为VC的职责就是把还没在互联网的东西搬上互联网。这是好孩子的玩法，因为这一举动安全且收益稳定。
从2011年到现在，A16Z的主题都是Software/Mobile is eating the world，投资领域也集中在移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企业服务。其投资的Instagram，Spotify和SaaS公司并没有开发出全新的科技或者应用技术，只专注于互联网的信息存储设施、算法、带宽、广告、社交、游戏开发和企业如何交付产品。
但不可否认，A16Z在平庸中做到了最优解。虽然循规蹈矩，但A16Z做得非常出色，七年来募集了大大小小10个基金，走过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5年以前，A16Z做早期和成长型基金，一心一意扩张团队、搭建网络。
第二阶段是2015到2018年，A16Z高举cultural diversity的多元化大旗，支持美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企业创始人，专门做了两期“美国文化领导”基金。2015-2018年是美国政治正确和自由化的顶峰，而特朗普的执政也激发了自由派的斗志，A16Z因此得到了非常多老钱的支持，成功利用了自由化和政治正确的声浪，给自己带来的募资机会。
第三阶段则是2018年之后，A16Z发现了新趋势。和上个10年流行的互联网大潮一样，因为比特币和区块链将会改变一切，所以要把一切事物都搬上区块链。如今A16Z的twitter上发布的不是游戏、区块链，就是社交网络，他们脑中的未来是很“平庸”的未来，是一个充斥着比特币、社交游戏、UP主直播、娱乐到死的未来，是一个政治正确、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的美好未来，是一个20年后长大了的好孩子们觉得这个时代非常“伟大”的未来。
如果说Social Capital的“野”意味着uncertainty，谁也摸不清它的下一步行动；A16Z的“好”代表predictable，在既有体系里做成标杆型基金；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坏孩子Founders Fund就是反叛一切规章条框，挑战无数人固定的思维模式。
每次新科技来临的时候，都会有“科技已死、创新终结”的论调——下一个未来来临之前，我们总会感到无聊
三、坏孩子Founders Fund，比任何基金都有反叛精神
Founders Fund的坏孩子气质源于一群科技极客
毋庸置疑，Founders Fund是硅谷的坏孩子，包括Peter Thiel在内的每个合伙人都长着与生俱来的叛逆基因，同硅谷的投资风格相差迥异。
Peter Thiel进军科技业前，是有十年经验的资深律师。他1998年创立了Confinity公司，开发移动设备支付工具。两年后Confinity和最大竞争对手，由马斯克领衔的X.com合并组成新公司PayPal，其对美国电子商务的意义，有如支付宝在中国。2002年，PayPal被网络商务巨头eBay以15亿美金收购，核心成员也各奔东西。不过这支“老团队”在解散后仍保持联系，在硅谷叱咤风云，被《财富》杂志冠上了 "PayPal黑帮”称号。
这支团队里的所有人都相信：新技术能带来变革世界的力量，Peter Thiel通过Founders Fund践行了他的信念。他依靠PayPal退出净赚8000万美元，其后做过对冲基金、宏观策略咨询，但都觉得没意思。最终，他选择拉拢PayPal时期的好伙伴们，成立了初衷为 “扶持辍学者创业” 的Founders Fund；同期的风投基金却独爱常青藤和硅谷的高才生。
2004年，对社交领域感觉良好的Peter Thiel碰到了刚刚成立Facebook5个月的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两人一拍即合，介绍两人认识的Sean Parker也顺势加入了Founders Fund。
Sean Parker早前曾开发线上音乐软件Napster，短短8个月便吸引2000万客户，但由于客户可通过Napster下载盗版音乐，公司很快招来唱片商的连番诉讼，最后不得不关门大吉，这也为Sean Parker后来投资到类似的音乐平台Spotify埋下了伏笔。Founders Fund投资Spotify这个没什么“科技味”的公司，一是为了让大家摆脱一张张不便携专辑的束缚，也是为了圆Sean Parker的一个执念：当年我和唱片公司的斗争失败了，现在就要支持科技公司，和你们再打一场延长赛。和Peter Thiel类似，Sean Parker旗下也有价值6亿美元的基金会，支持生命科学、教育和进步社会运动。
在Founders Fund的看来，过去20年人们远远低估了新技术的力量，因此他们投资了探索星际文明的SpaceX，用新奇算法开发药物的企业，投资了专注于加密安防技术、延续自己梦想的Palantir Technology。当然，Founders Fund也投了Spotify、Facebook这样的消费互联网企业，但吸引他们的并非广阔的财路，而是产品雏形期时最纯粹的理念。在Founders Fund眼中，Spotify不是单纯的音乐app，而是冲击唱片公司霸权的利器；Facebook不只是社交平台，而是一个可以收集用户数据的社会科学实验室。他们不做大家都喜欢的方向，而是为自己的科技梦想不断打破多数人构建出的投资思维。
力排众议，Founders Fund为理想下了一着险棋
Founders Fund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
2005年基金创立时，初始的5000万美元资金大多是Peter Thiel和 PayPal黑帮们自己贡献的，以投资高科技企业；第一批企业成功后，机构投资者们加入，募集1.5亿规模的基金；第三阶段则以2011年为限，Founders Fund进入成长期投资，投中Facebook、Spotify和Airbnb三家公司。
而后，Founders Fund用这三个案例发表了What Happen to the Future这篇纲领性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吹嘘基金的投资成果或回报，转而反思包括自家基金在内，整个VC行业面对的问题。即当下风投行业不是估值、结构出了问题，也不是投资者或者资本市场不合适，真正的症结在对于科技的理解。
文中提到，三十年前我们想要的是能够在天上飞行的汽车，换来的却是如今140个字符的twitter；三十年前我们想要的是解决工作和产能、解放时间的的AI，换来的却是消磨时间、阅后即焚的社交软件。
Thiel认为，所谓互联网时代已经过去了，身为一个VC要做的是寻找比互联网还厉害的新事物，比如太空科技，或者人体基因改造。最强的企业是自己定义一个行业，一个新的品类，而非满足于把所有行业搬上互联网。因此，Founders Fund明确了四大主题：太空探索、生物医药、AI和能源，这也带来了SpaceX的故事。
和无数创业公司一样，Elon Musk 和SpaceX 早年发展并不顺利。2006年3月，SpaceX的猎鹰火箭在南太平的马绍尔群岛升空，25秒后便失去控制，坠入大洋。马斯克花费一年时间改进设计，次年3月的发射却依然以失败告终。此时，马斯克早年任职PayPal时累积的财富已所剩无几，公司没有一款成功的产品，更没人看好火箭发射这个项目。就在此时，马斯克收到了Founders Fund 2000万美元的投资。
做出“疯狂”决定的依旧是 Peter Thiel。Founders Fund之所以有今天的名字，是因为Peter Thiel和他的PayPal伙伴们受够了硅谷VC对企业家的指手画脚。他们调查显示：2010年前，硅谷是踢走创始人、更换CEO的惯犯；在所有存活的科技公司中，有超过一半公司的创始人不再担任CEO。
但Founders Fund是真正的科技发烧友，投资的重点却是团队和文化，不在乎商业模式的改变，更不在乎公司性质多么天马行空，迅速变现和退出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是一群乐于怼天怼地又能赚钱的科技极客，投资列表中有很多公司十几年都不赚钱，比如Space X虽然有来自NASA的发射合约，但直到现在也是亏损的。但无所谓，只要你能做出牛逼的科技，Founders Fund就投资你。
这种不顾一切的追梦式投资带来了梦幻般的结局，今年6月1日， SpaceX的龙飞船成功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成为世界上第4个独立实现载人航天的实体。Elon Musk用他十几年来的努力证明了：私人企业不仅能踏足航天事业，还能花更少的钱实现同样的目标。
相比于野孩子和好孩子，Founders Fund眺望的是更渺远的星空
Peter Thiel的另一个见解是，风险投资人不应该过度聚焦于当下，或者短短几十年以后的未来，这会过度开垦我们的生活，将某一事物做到极致就会物极必反。类似于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acy），比如A、B两个街区中，B街区居民的智商都比A要高，但不是B街区随便一个人都比A聪明，这就是过分推演。
在他看来，当下的学校教育、互联网发展，乃至投资逻辑都有太多的 ”过度推演”。万物互联是好的，沟通成本降低是好的，但这不能无限推演下去，因为并非所有的效率提高都是好事，它可能让我们的注意力疲于应对每一条推送；不是从线下到线上就会改善你的生活，不少小商家可能反遭压迫；不是所有颠覆都是好的，他也可能搞乱一切。
Peter Thiel认为当你把一个事情做过头了，它就可能会反噬你，就像标准化测试一旦在每个学科推演开来，反而会抹杀学生的创造力天性。
坏孩子Founders Fund的想法是，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过去20年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可以延续到未来，而应该主动思考和构想下个百年尚不存在的图景。Peter Thiel认为，如果每个人还一直投互联网的话，会杀死整个行业。当下大部分对互联网的投资并未有结构性突破，只在重复过去20年的经验追求不必要的极致。说得更极端一些：即使 Amazon，Facebook，Netflix不存在了会怎么样呢？人们可能还能多睡会觉。
现在VC选择的未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平庸，一旦所有的VC认为更好的未来是更便利的社交和娱乐，VC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自1960年以来，把1公斤重的物体送上近地轨道所需要的成本；SpaceX出现后，这个成本显著降低
从这个角度看来，Founders Fund更像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VC，它的存在彻底摒弃了当下热门的、人们认为是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概括Founders Fund的特质：疯狂。相比起流行的科技实用主义，更倾向于专注科技原生价值的浪漫主义。
在他们看来，是否投资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个好科技，再看能否变现卖钱。Founders Fund的极客们在用回到过去的投资方式追求未来。他们相信，人类、太空和人工智能将有突破性的发展，在脑海中构建的未来图景不应该来源于当下，而是对科技无限的想象和追求。坏孩子Founders Fund摆脱了眼前一小方利益天空的桎梏，对一切既有规则说不，怀揣着对科技的纯粹理想在无垠的未来时空上睥睨四野。
结语
看到这里，请基金管理人们不要着急对号入座。
这三家特立独行的新一代基金能够走过十几年时光，站稳脚跟，靠的不仅仅是不同的禀赋和特性，还有稳扎稳打的基金管理基本功和对优秀人才的尊重：
A16Z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每一个风口都踩对，业绩说话；Founders Fund靠的是对于全新技术的全盘投入和团队的极客背景，对于传统互联网机会的战略性“放手”，用百年的时间维度理解科技，20年的时间维度进行投资；Social Capital则是靠Chamath一人的超强实力与进化能力，极限试错，疯狂迭代，实现着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与看法。
导读
Foreword
音乐行业复杂的版税系统、带有剥削性的合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终流向了音乐创作者。信息时代，音乐数字化使其上述的问题更加凸显。尽管创作者是音乐行业的基础，但他们的报酬在众多相关方中往往是最低的，且是最后被支付的。创作者的利益难以维护——Kobalt音乐集团正是基于这个行业中的系统性问题，构建起了它的商业版图，并最终实现盈利，甚至改变了行业生态。本文详述了Kobalt的发展历程与其经营之道，其利用技术以提升创作者服务所取得的成功实践，为行业从业者提供了一个示例——纵然身处于一个被证明是社会责任有所缺失的行业，通过“向好”的科技手段也可以实现社会责任，并获得商业成功。
说得委婉些，音乐行业“不道德”的名声在外。自20世纪初商业录音面世以来，音乐行业在版权与演出支付方面的不道德行为就已存在，如使用充满疑点的会计方法来克扣版税——尤其是针对黑人音乐家。在后二战时期，寡头唱片公司通过控制创作、发行和营销逐步抑制行业竞争，并利用其市场力量迫使崭露头角的艺术家签订具有剥削性的合同。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企业对社会责任开始更加重视，且如今的商业领袖愈发将其视为各行各业成功的基石，但音乐行业的高准入门槛与寡头垄断结构，让一个世纪以来的不良行规仍根深蒂固。音乐行业“三巨头”：索尼音乐娱乐公司（Sony Music Entertainment）、华纳音乐集团（Warner Music Group）和环球音乐集团（Universal Music Group），继续把控着音乐产业，而大多数音乐人的利益仍就无法得到保障。
然而，一个新势力向寡头垄断发起了挑战——成立于伦敦的Kobalt音乐集团，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更具道德感的商业实践并承担起了相应的社会责任。Kobalt成立于2000年，其创始人是瑞典萨克斯演奏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威拉德·阿德里茨（Willard Ahdritz），Kobalt创建的原则是对艺术家保持透明和公平。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三巨头”的最大音乐发行方。截至2021年6月30日，该财年Kobalt完成了580万美元的盈利，总体营收达到5.194亿美元，较上年提升了近7200万美元。2021年，它的词曲作者共获得了22项格莱美奖、7项拉丁格莱美奖、9项澳大利亚唱片工业协会音乐奖，以及4项瑞典音乐出版协会奖。该公司预计今年将创造超过6亿美元的收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为词曲作者提供比“三巨头”更高的回报。
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和戴夫·格罗尔（Dave Grohl）皆签约了Kobal，他们在喷火战机乐队（Foo Fighters） 2021年摇滚名人堂颁奖典礼上合作演唱了《Get Back》。（图片来源：Gaelen Morse/Reuters/Alamy）
通常流媒体平台更加关注的是为歌曲付费的音乐听众，而Kobalt则将自身客户锚定到音乐创作者群体。它对于词曲作者的宣传很简单也很直接，即：它会提供一个强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使版税交易更加快速、准确、透明，并为创作者提供定制化的合同，让创作者享有作品版权的控制权。创作者们已经注意到：Kobalt正在为超过70万首歌曲，3万名词曲作者和500家出版商同时提供服务，其中包括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史蒂维·尼克斯（Stevie Nicks）和作曲家马克斯·马丁（Max Martin）等业内知名音乐人。阿德里茨估计，在过往20年的经营中，Kobalt通过提高报酬、保留版权、增强竞争，为客户创造了约100亿美元的价值。他笑着说，“我有一个新理念，一个音乐行业革命性的理念——我正在向艺术家支付报酬！”
尽管创作者是音乐产业的基础，但他们的报酬往往是最低的，且是最后被支付的。历史上，这种差异源于其复杂的版权系统以及对创作者不公平的合同，强大的雇主迫使创作者放弃他们的音乐版权，接受并不合理的版税分成。20世纪90年代末，音乐数字化对传统音乐产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了直接冲击，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虽然有些音乐人能够用现场演出赚取的报酬来填补这一损失，但新冠疫情肆虐导致众多演出中断，这让大多数创作者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困境。
Kobalt利用技术为提升创作者服务所取得的成功实践，提供了一个案例，即在一个被证明是社会责任有所缺失的行业，利用“向好”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责任。它正在为其他公司提供一个路径参照，公司应当重新思考如何使用技术——在利用技术力量来增加利润的同时实现社会责任目标。Kobalt证明，这样的战略可以成为市场上一个强有力的差异化要素，让纵然身处抗拒变革的行业中的公司也能获得成功。
▍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
要了解音乐行业的商业模式，就需要深入研究这个行业对版权使用的复杂系统。社会学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和李·马歇尔（Lee Marshall）将音乐版权称为“权利捆绑”（bundle of rights），其可以买卖也可以在几个利益方之间分割。首先，一首歌的创作者和演奏者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因此，音乐版权可被区别为创作（即原创歌曲）和录制（即该歌曲的特定录制版本）。这种区别也产生了两个并行的运营机构去从每首音乐作品中获得利益，即音乐出版商和唱片公司。
出版商更关心于音乐作品。根据具体情况，出版商会支付给创作者预付款；为创作者联系音乐合作者；向音乐版权协会做曲目登记；谋寻歌曲在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的使用机会；并收取版税。作为回报，出版商通常会为出版或联合出版交易支付预付款，并从中收取 25% 到 50% 的版税。
唱片公司同样会向艺术家支付预付款，并为其提供发展机会，以及向零售商和流媒体服务做音乐发行和后续营销工作。作为回报，唱片公司通常不仅会收取约85%的版税，还将持有这些歌曲的版权。
版税生态系统中的第三类参与者是音乐版权集中管理协会，比如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ASCAP）、美国广播音乐协会（BMI）以及英国音乐版权协会（PRS）。这些组织会代表出版商和唱片公司收取和分配版税，并从中提成。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版权制度，随之而来的繁文缛节意味着版权收入可能需要18个月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创作者手中。
这个由多种实体、多种版权类型和版权制度构成的错综复杂的音乐版权系统，实际上为版权交易埋下了多重隐患。数字革命释放出信息的速度和数量只是更凸显了它的低效率，使那些欠缺专业知识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创作者很容易被资金流经的公司所剥削。此外，中介机构的增多意味着多方都能从版税中分一杯羹，而这也意味着创作者的收入反而会减少。
不置可否，数字革命给整个音乐产业，尤其是艺术家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但与之同时，合乎道义的数字技术正在为追踪歌曲的复杂价值链提供解决方案，从而使创作者能够公平地获取版权收益。
▍音乐流媒体：贬值还是机遇?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为数字音乐付费，主要通过支付Spotify等流媒体平台的订阅服务或听取赞助广告的途径。由于盗版猖獗，全球音乐产业收入经历了15年下滑，这个局面直到2014年才得以扭转，其收入从2014年的低点140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259亿美元。然而，互联网上却依旧充斥着许多为支付房租而挣扎的创作者们的博文。根据英国艾弗斯学院（Ivors Academy）和音乐家联盟（Musicians’ Union）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Spotify上的800万艺术家中有82% （约650万人）年收入低于270美元。相比之下，仅有0.09%（约7500人）的艺术家在该平台上的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很难去用一种标准化的方式去衡量一首歌曲的价值。然而，尽管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一首歌的价值已经低于流媒体之前的时代了。流媒体服务的批评者指出，流媒体本质上会让一首歌贬值：1999年，一张专辑或一张CD的价格为15美元。2001年苹果（Apple）的iTunes Store推出后，这一价格降至9.99美元。在美国，订阅 Spotify 可以访问超过 7000 万首曲目，其订阅费用从学生每月4.99美元到拥有6个账户的家庭计划每月15.99美元不等。
随着录制音乐的价值下降，创作者们一直在鼓动谷歌（Google）、Spotify、亚马逊（Amazon）等数字服务提供商（DSP）支付更多费用。目前，流媒体服务会将总收入的70%支付给创作者。但基于多项由创作者组织的研究认为，这一比例过低，应增至80%左右。
然而，英国政府2021年的一项研究描绘了一幅显然更为复杂的图景：该报告认为，在消费者和数字服务提供商眼中，数字革命贬低了音乐的价值。但同时它指出，对当前流媒体支付模式的拟议更改只会使少数创作者受益。这意味着创作者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来自将歌曲传递给听众的服务的“上游”。
对于阿德里茨而言，他认为这些数字化服务不是构成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我非常自豪，因为从我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未来是属于数字化的。”他说，“它将消灭盗版，创造产品并促进行业发展。”在他看来，创作者得不到合理的报酬是源于音乐行业的系统性问题，而非数字化。对流媒体的关注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忽略了这个行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威拉德·阿德里茨（Willard Ahdritz）同时也是一名音乐家（照片由Kobalt提供）
首先，音乐行业存在信息缺失的问题：复杂的版权系统很容易导致交易被遗漏、曲解或错付。此外，中间商和版权协会还抽取走了原本可以直接流向创作者的报酬。不管创作者最终得到多少报酬，通常都不是全部金额，且通常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最终交付。“我们不应该（在全球）拥有200个音乐版权集中管理协会，”阿德里茨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结构。”最后，几十年来，各大唱片公司一直在强迫艺术家签订长期合同，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全部市场价值，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音乐版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大部分版税。
▍弥补信息鸿沟
阿德里茨认为，许多创作者之所以对流媒体心存疑虑，是因为缺乏信息，而不是缺乏版税本身。他们收到的关于其歌曲将如何以及在哪里产生收益的信息往往不透明、不完整，且账目和支付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这会导致创作者怀疑他们没有得到其应得的报酬。
因此，阿德里茨创建了Kobalt，以促使作品信息数据可以畅通无阻地流向创作者。“我想要所有数据，因为我是来付钱的。”阿德里茨告诉创作者们。然而如果想要获取大量数据，并以一种艺术家可以用来获得公平报酬的方式呈现这些数据，需要大量的工作支撑。
一首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收入，从在电台中播放或现场演奏，到实体专辑销售与数字下载，再到流媒体。这些收入信息需要从大量不同的相关方中获取。例如，仅流媒体收入就会来自Apple Music、YouTube（和YouTube Music）、亚马逊、SoundCloud等公司。一个完整的会计核算需要将数十亿低价值的大批量交易制成表格，这需要一个足以胜任这项任务的技术系统来支持。
此外，根据所要求的权益类型、版权类型和使用音乐的渠道或形式，会产生不同种类和数额的版权使用费。例如，在电台播放的一首歌可能与现场演唱的同一首歌获得的版税不同。更复杂的是，同一首歌可能由几个人所有，而每个人可能由不同的出版商和音乐版权集中管理协会代表，或者由几个人演唱，而每个人签约的唱片公司又并非一家。
音乐在全球范围内消费，会使其价值链更加复杂。例如，在美国的一个音乐节上播放的一首歌会产生表演版税，而这些版税将由负责北美的几个收款机构之一收取。如果该歌曲的作者在英国注册，该机构可能会通过英国最大的音乐版权集中管理机构PRS支付费用。这样一来，两家机构都会从中分得一杯羹，而创作者却只能在两年后才能收到报酬。
除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点之外，音乐行业还缺乏一个可以确认音乐版权的所有权的统一标准以及用于存储和访问这些数据的单一数据库。这导致，有很大一部分版税 （约10%到40%）被支付给了错误的利益方，或者由于无法确定真正的所有者而最终进入黑匣子。
业界已在尝试推行唯一标识码，如用于录音的国际标准录音代码（ISRC）和用于音乐作品的国际标准音乐作品代码（ISWC）。其他技术如区块链也正在探索中。然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唱片公司和数字服务提供商通常无法提供音乐版权集中管理协会所需的所有元数据，因为利益相关方标记和使用元数据的方式本就相互冲突。
事实上，这些资金流经的传统公司已不具备处理全球化数字音乐市场的技术设施。大量的资金未被收回，遗失在行政管理的黑匣子中，或者仅以缓慢的涓涓细流到达依赖这些资金为生的创作者手中。使这个问题更复杂的是，创作者往往无法获得有关其音乐的数据，从而使他们容易受到剥削。
Kobalt音乐集团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数字时代优先考虑透明度的基础上。为此，Kobalt建立了一个名为Ktech的易于访问的平台，艺术家可以实时跟踪版权所有权及版税支付情况。这项服务是Kobalt独家卖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艺术家将他们的曲目转移到了该公司。透明度与近乎实时的数据收集相结合，为创作者提供了核心服务：即控制权。无论客户签署了何种服务协议，他或她都可以通过KTech几近实时地访问他们版权的所有数据。
DJ兼制作人史奇雷克斯（Skrillex）在接受《连线》杂志（Wiredmagazine） 采访时，大谈特谈Kobalt授予了他进入臭名昭著的音乐产业金融“黑匣子”的访问权限。“Kteck网站太疯狂了，”他说。“动态反馈带给我的感觉非常棒——我可以看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对我硬核音乐的喜欢。我还发现，五年前我和deadmau5一起创作的《举起你的武器》（Raise Your Weapon） 在澳大利亚突然流行起来。”
音乐人还可以在网站授权他们作品在电视或电影中的使用权限。“前几天，一位法国电影制片人请求使用我的歌曲《Bangarang》”史奇雷克斯说，“该门户网站显示了他们所提供的报酬金额，我就在线上搞定了。这一切都是实时发生的。”
然而，即使创作者能够访问并了解他们的数据，他们常常还会因为和唱片公司的限制性合同而无法从中受益。自音乐产业诞生以来，这些合同一直是音乐产业的基石；“三巨头“和其他公司的商业模式一直基于这些剥削性合同。Kobalt更道义的做法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剥削性合同
导致创作者不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源于出版商和唱片公司之间的版税分配。创作者的倡议团体坚持认为应该五五分成，而现实的比例是6/94。这种不平衡意味着没有现场演出的音乐人获得的收入将非常少，如果歌曲版权由几位作者共享，这一份额会进一步减少。
贝克（左）、洛德（中）和威肯是Kobalts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家（图片来自维基共享网站）
阿德里茨同意创作者的观点，即需要一种新的收入分成模式。“（主要是唱片公司）不希望重新来分配，因为他们自己现在就能赚得盆满钵满”他说，“但我认为（应该）是五五分成。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数字世界里，为什么词曲作者和唱片公司之间无法平等?”
创作者常会发现自己与在商业上代表他们的公司（如出版商和唱片公司）会产生分歧甚至利益冲突。一个越来越多的争议焦点来自于合同。传统来说，合同要求艺术家将自己歌曲的版权转让给唱片公司，并将他们锁定在长期合同当中。唱片公司在新兴艺术家身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一规则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唱片公司的风险，但它对创作者有两个不利影响：一方面，如果创作者不够成功，唱片公司将停止支持他们，但可能不会与他们解除合同; 另一方面，它也阻止了突破性的艺术家通过签约其他唱片公司来进一步增加他们的市场价值。
“问题是，七张专辑可能就是你的整个职业生涯，”阿德里茨说。“在我看来，这太疯狂了。所以，我认为这激发了关于公平的讨论。”
唱片公司还通过要求创作者将其歌曲版权转让给唱片公司来规避自身的风险，作为对唱片预付款的回报。这就好比贷款买房，只是贷款还清后，房子却仍归银行所有。
Kobalt则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它向创作者提前支付部分版税分成，并允许创作者去保留他们对作品的控制权。这意味着Kobalt没有选择像传统出版商和唱片公司那样去从创作者那里榨取那么多钱，而是通过艺术家的高续签率来冲抵：事实上，95%的艺术家选择了与Kobalt 续约。它在行业内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差异化利益点，这为艺术家离开“三巨头”转而投奔Kobalt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通往盈利的漫漫长路
阿德里茨会选择以这种方式支持艺术家，源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名音乐人。阿德里茨出生于瑞典厄勒布鲁，从小就对音乐和工程学着迷。这些兴趣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Kraftwerk等乐队为代表的合成流行音乐普及得到了结合。在获得电力工程学位并在瑞典军队担任软件工程师后，阿德里茨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音乐行业，担任舞蹈流行乐队 Andrea Doria 的萨克斯手和词曲作者，该乐队成员还包括后来的好莱坞电影作曲家米克尔·桑格伦（Mikael Sandgren）。在当地取得了一些成功后，Andrea Doria签约了一家瑞典唱片公司，该公司负责他们音乐的发行和营销工作。然而好景不长，一家更大的唱片公司收购了该公司，却放弃了Andrea Doria乐队和其他大部分签约艺术家。
1986年，希望扎根于音乐界的阿德里茨与联合创始人克拉斯·伦丁（Klas Lunding）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和出版公司Telegram。虽然Telegram在经营过程中陆续签约了一些瑞典顶级艺术家，但阿德里茨遇到了他作为创作者时就难以回避的老问题——复杂的国际版税系统以及众多从中牟利的中间机构。这些问题使他依旧很难迅速、准确、公平地为艺术家们支付版税。此外，寡头唱片公司利用其雄厚的资金账户、全球化的分销网络以及对推广渠道的控制权，不断筑建行业壁垒，这意味着中小唱片公司几乎很难扩大业务规模。
作为一名艺术家和商人，阿德里茨于1991年放弃了音乐事业，并将他在Telegram的股份卖给了他的联合创始人，而后者在两年后又将该唱片公司卖给了华纳音乐（瑞典）。阿德里茨回到学校，先后前往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学习。毕业后，他就职于总部位于伦敦的并购巨头LEK咨询。在那里，他负责为英国航空公司开发一款对乘客、航班、行李信息追踪的程序，以帮助英航的低成本航空公司GO构建起点对点的网络系统。然而，他身上的“萨克斯魂”迫使他始终密切关注着音乐行业，伺机回归。
时机已到，彼时的音乐产业即将进入一个颠覆性阶段。第二代去中心化网络，如Napster和Kazaa引发了一波盗版海啸，这几乎摧毁了音乐产业的底线。但是，当业界将点对点式的互联网视作威胁时，阿德里茨却看到了机会：互联网将使音乐创作和发行民主化，其终将削弱大唱片公司和音乐版权管理协会的寡头垄断地位。
但是技术只有在透明公开的实践加持下才能更具革命性。阿德里茨决心做一件在音乐行业闻所未闻的事：他要让创作者的收入最大化，让他们能够便捷地获取与他们音乐有关的所有数据，并提供合同，让他们获得更大的版税分成和版权所有权。巴尔德顿资本（Balderton Capital）的一般合伙人蒂姆·邦廷（Tim Bunting）领导了对Kobalt的早期投资。据邦廷表示，阿德里茨当时的主张是“我将提前18个月向你（创作者）支付报酬，并多付25%。”
带着这个目标，阿德里茨在2000年创办了Kobalt。该公司的成立基于三个理念：第一，音乐行业需要新技术来处理数字音乐支付的“低价批量”化的交易；第二，必需保证数据的公开与透明度。因此Kobalt的客户，即音乐创作者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访问他们的所有数据; 第三，Kobalt的服务需要首先解决创作者现金流最大化的问题。它的商业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透明推动资金流动，进而反哺交易量。
“当你将所遵循的法规、规则、方法公开时，人们可以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摩擦，交易量就会上升。”阿德里茨说，“因为它创造了这个圈子，给创作者带来了更多的报酬，继而他们可以创作更多的音乐，更好的音乐，更高质量的音乐！他们可以开更多的巡演，培养更多的粉丝去支持更多音乐或周边。”
Kobalt最初只是一家管理出版公司，这意味着它不拥有任何版权。Kobalt音乐出版公司（KMP）提供了版权追踪和版税征收等管理服务。与作者签署歌曲版权和85%版税的标准发行协议相比，Kobalt允许创作者保留其版权，并且只收取15%的版税。Kobalt没有像标准的行业惯例那样将创作者困于需要履行众多义务的长期合同中。
2011年，Kobalt创建了Kobalt Neighboring Rights （KNR），使其能够从公开的音乐演出中获得版税收入。同年12月，又收购了英国的数字发行和艺术家服务公司AWAL （Aritsts Without a Label）。AWAL能够为Kobalt的独立艺术家提供先进的分析服务，同时打通Kobalt与AWAL的数字零售合作伙伴的链路，这些合作的数字服务提供方中包括Spotify与亚马逊等。对于高知名度的客户，Kobalt成立了“艺术家和唱片公司服务部”来专门负责项目管理与营销服务以及谋寻曲目的邻接权业务，即歌曲被用于电影或广告等媒体形式。与KMP一样，这些新业务线的盈利方式依旧与传统唱片公司不同，Kobalt照例仅从中收取15%的分成，并允许创作者保留对版权的控制。
2014年，Kobalt收购了AMRA（前身为American Mechanical Rights Agency）使其成为Kobalt的词曲作者版税管理机构。虽然Kobalt的其他部门分别管理着音乐版权的不同方面，但它仍然需要依赖于不同国家的版权管理机构来收取版税。AMRA通过使用Kobalt的技术实现了全球数字版税收集。通过削减不同国家的中介机构，现目前Kobalt显著减少了歌曲产业链中的交易摩擦，使版税收入能够比以前更多更快地流向创作者。
阿德里茨说：“与Spotify向世界上200个地区发送数千兆的数据不同，我获取全球的使用文件，在伦敦进行编码，然后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之间发送一张清单（详细说明） Spotify在全球180个国家的业务。”在Crunchbase的采访中，首席技术官莉婉·利本伯格（Rian Liebenberg）解释道，“时间换金钱”是Kobalt的一个重要指标。“Kobalt实际上是一个注册和收集引擎，为音乐行业提供服务。它曾经是音乐产业的银行。现在，它大体上是在提供银行服务并辅之大量洞察分析。”
到2014年，Kobalt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独立音乐出版商之一，并在2009年、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获得《音乐周刊》年度独立出版商奖项。该公司以技术为先的版税收集方法和对数字服务提供商的高级数据分析使其能够更快地交付更多版税。2014年，Kobalt从MSD Capital和Balderton等公司融资到1.4亿美元资金。2015年，MSD Capital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投资部门Google Ventures（现为GV）为其注资6000万美元，这笔资金被用于扩大AWAL规模，升级其技术基础设施，以处理快速增长的数据量和数据复杂性。事实上，Kobalt是Google Ventures首轮投资的一部分。基于这轮投资，2015年，其完成了对1万亿笔交易的追踪。到2018年，这个数据达到了4万亿。
Kobalt还通过旗下的投资公司Kobalt Capital Limited （KCL）助推增长，该公司通过收购和预付来投资音乐版权。这条业务线使Kobalt能够在其创作者身上投入更多资金，使他们可以通过相对公平的市场价值进行版权交易，以换取更多的资本。回溯来看，KLC的成立十分有先见之明，近年来音乐版权价值实现了爆炸式增长。然而Kobalt却仍未盈利。阿德里茨相信道德技术具有改变行业的潜力，但Kobalt需要证明其财务可行性。尽管它已经成长为“三巨头”之外的最大发行商，但19年来一直依靠风险投资的资金支持，其总留存收益为 - 3.189亿美元。
这种局面在2020年发生了扭转，Kobalt以4.3亿美元的价格将AWAL和KNR出售给了索尼。此次业务出售使Kobalt摆脱了3.15亿美元的债务。其还出售了KLC的两个投资组合：投资组合I在2020年以3.22亿美元出售给了投资基金Hipgnosis，实现了2000万美元的收益；投资组合II则在2021年以11亿美元出售给投资巨头KKR，这将对当前财年（收益）报告中有所体现。
出售AWAL以及KCL的投资组合不仅让Kobalt实现了盈利，而且还使其能够专注于发行和版权管理的核心优势业务上。得益于流媒体市场的扩张，2021年KMP整体营收同比增长9.7%，达到4.784亿美元，AMRA营收同比增长40.3%，达到1.098亿美元。在Kobalt 2021年年报的开篇概述中，阿德里茨表示他将在这一战略上加倍努力，他写道，实现盈利已经“为我们的第三项行动铺平了道路：在我们的全球数字社区中，将通过AMRA减少词曲作者和版权所有者获取版税最后一英里中不必要的摩擦和抽成。”
▍改变行业生态
20年来，Kobalt坚持通过更合乎道德的方法来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通过公平、灵活的合同与更透明的交易信息，聚集了许多超级明星和先锋音乐人。提升创作者版税不仅有利于创作者，也有利于听众，因为减少挨饿的创作者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音乐被欣赏。Kobalt的模式与规模使其在音乐创作者中具有强大优势，但它的成功也利用了音乐行业正在普及的趋势。
其中最主要的趋势之一通过互联网进入音乐行业的门槛变低了。现在，创作者可以利用相对低成本但高效的工具去触达、培养粉丝，且可以在无需唱片公司背书的情况下利用粉丝流量实现盈利，而粉丝也可以更直接地与创作者互动。这种新态势正在助推一个不断扩大的潜在消费者群体与收入池，以及越来越多的独立艺术家。虽然整个产业的规模正在增长，但独立音乐在其中增长迅猛。据TechCrunch报道，Kobalt估计，到2028年，将有超过1万名英语音乐人的年收入将超过10万美元。通过为这些艺术家提供便捷的版权管理解决方案，Kobalt将自己定位为行业前行的引领者，并促使“三巨头”改变其落后的模式。
但改变来之不易。作为流媒体的早期支持与版税征收模式的颠覆者，阿德里茨面临着来自唱片公司和音乐版权管理协会的双重抵制。正如Kobalt首席执行官洛朗·赫伯特（Laurent Hubert）最近在《Billboard》杂志对流媒体早期的回忆，“那时候，除了威拉德·阿德里茨，没有人愿意谈论透明度或业务的数字化转型。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威拉德必须攻克这场战役中的每一个难关。”
根据Kobalt新任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珍妮特·佩雷斯（Jeannette Perez）的说法，因为Kobalt，“透明度”、“艺术家至上”和“门户网站”等词汇现在在业内很常见。事实上，特别是在最近10年里，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迎合独立艺术家并认同这一观点的新兴科技公司。例如，美国音频发行平台Bandcamp出台了一项“音乐公平贸易政策”，该平台承诺艺术家可以“公平透明”地获得85%的日销售收入；英国音乐家伊莫金·希普（Imogen Heap）的初创公司Myceli是一家旨在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充满活力的音乐产业生态系统”的研发中心，其每月支付85%或100%的收入以换取月费；印度流媒体服务公司Hungama最近与印度演出权协会有限公司（Indian Performing Right Society Limited）签署了一项“音乐公平贸易”协议，旨在为“作家、作曲家和所有音乐版权所有者创建一个透明且合乎道德的价值链”。
寡头发行商和版权协会也注意到，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收取版税，更透明地共享数据，并更快地向创作者交付版税。例如，索尼音乐（Sony Music）在2017年发布了一款移动应用，让旗下艺术家可以实时访问其版税网站，查看其收入数据。2019年，继而推出了一项“提现”服务，通过这项服务，词曲作者可以实时提取其部分或全部收入，而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亦无需等待下一个发行日期。
索尼收购AWAL和KNR使索尼获得了更多进入独立市场的机会，并使AWAL能够利用索尼现有的艺术家服务产品The Orchard扩大规模。环球音乐出版集团（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Group）和华纳查佩尔音乐（Warner Chappell Music）也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建立了提供实时数据的客户端网站。经过20年的发展和众多极具热度的音乐人加入，“三巨头”也无法再选择对Kobalt透明的商业模式视而不见，并最终开始追随它的脚步。
而Spotify则在2018年推出了Spotify Publishing Analytics，让出版商能够访问Spotify的全球数据及洞察。2021年，又推出了Noteable，为词曲创作者提供相应服务。
▍Kobalt的未来
Kobalt已成为版权追踪和管理领域的领导者。然而，如今它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同样诞生于数字时代的竞争对手，如管理出版和邻接权公司Songtrust以及数字发行和管理出版公司TuneCore都在进军数字版权领域。目前，这些新玩家的业务尚需依赖于特定国家的版权管理协会，这意味着Kobalt的集中式系统使其能够保持相对更高的透明度与更低廉的费用。
此外，随着Kobalt的竞争对手不断改善其技术基础设施并适应Kobalt所开创的变化。目前尚不清楚Kobalt是否能够保持其在版权追踪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鉴于透明度的重要性，有一些行业倡议，如Mechanical Licensing Collective（译者注：MLC，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其使命在于使歌曲作者、作曲家、作词家和音乐出版商从美国的流媒体和下载服务中准确和及时地收到他们的版税）正在寻求在解决“数据混乱”问题。然而，这些举措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
最后，音乐人保留对版权的控制权会促成更高的版税，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Kobalt的收入潜力。然而从另一面来看，这种模式拓展了潜在可能从事音乐事业的人群。因此，Kobalt的成功能否持续，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版税征收效率方面能否保持领先地位，以及能否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兴人才离开其竞争者提供的传统出版交易服务。
“我们已经移动了这艘巨轮，”阿德里茨说。“我们对人们进行了教育，并在靠着公开透明持续前行。”Kobalt不仅实现了盈利，这意味着它能够在未来继续推行其道德技术的使命。事实上，在一个极其不公平的行业中倡导公平20年后，它已经改变了艺术家们需要容忍的尺度。“三巨头”已经不能再使用建立于剥削艺术家的这种陈旧的商业模式，他们开始改变策略，以应对Kobalt的创新。
这个故事具有其他公司和行业可以借鉴的意义。它表明放弃利润最大化来支持你的客户是一个可行且双赢的商业策略。与其简单地谈论企业社会责任，并试图通过一次性的举措来履行它（比如用植树来抵消碳排放），不如实施一种以公平为核心的全新商业模式。而道德技术可以成为其中的关键。纵然是在那些长期存在不公平商业行为并利用技术来谋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惜牺牲生产者利益的行业中，这种策略也是可能的。与“三巨头”和其他竞争对手相比，Kobalt并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由于向艺术家和投资者提供的服务宣称足以令人信服，它得以在风险投资资金的支持下生存下来（投资者相信，更合乎道德的模式才是音乐产业的未来），并通过对艺术家的支持与授权，吸引到更多的艺术家入驻，从而最终实现盈利。
阿德里茨现在是KMG的总裁和Kobalt 资本的首席信息官，继续对有利于音乐行业的生态的科技公司进行投资。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阿德里茨认为行业需要采用符合下一代所需求的道德标准。“我认为（年轻人）非常热衷于做正确的事情，并保持透明与开放性。”阿德里茨说，“因此，我相信要吸引这些人，我们需要比过去更好的提案。我希望通过Kobalt能向大家说明，做正确的事情是一项伟大的商业决策。”
吉安娜·埃克哈特（Giana Eckhardt）是伦敦国王学院国王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汤姆·瓦格纳（Tom Wagner）是一名伦敦打击乐手，同时在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音乐表演与数字艺术专业担任助教。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2年秋季刊
原标题：A Music Industry for Musicians
文｜谢九
3月17日，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宣布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未来将投身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从马云、刘强东再到黄峥，仅仅1年半时间，国内互联网已经有3位创始人“大佬”先后宣布辞职，而且年龄越来越轻，刚刚宣布辞职的黄峥，还只是一位80后。
按照拼多多刚刚公布的财报，去年年底，拼多多的活跃用户总数接近8亿人，超过阿里和亚马逊，如果仅以用户数量来看，拼多多已经可以算得上全球最大电商。拼多多的股价持续上涨，去年年底公司的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黄峥的身家甚至一度超过了马化腾。
图｜视觉中国
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拼多多和黄峥正处于巅峰时期，那么，刚刚40出头的黄峥，到底为何选择辞职呢？
按照黄峥在致股东信里的说法，决定辞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意识到通过规模和效率竞争的传统办法有太多局限性，公司应该从核心技术和基础理论寻找改变的答案，第二是疫情从外部改变了公司，拼多多已经发展出了很多新业务，也诞生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和管理者，是时候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拼多多了。这两大理由虽然有一定说服力，但也不足以说明，为何这些因素会让公司创始人辞职，黄峥“早退”，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拼多多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逆袭，成立仅仅三年时间就在美国上市，上市一年时间，公司市值就跻身中国互联网5强，而黄峥的个人财富也是一路飙升，去年6月份一度超过马云，年底超过马化腾。
但是，和财富成功形成对比的是，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拼多多和黄峥都一直处于假货、盗版和山寨的争议漩涡之中。对于黄峥而言，虽然在个人财富上已经登顶金字塔尖，但如果未来拼多多无法摆脱这些负面标签，即使个人财富再多，也很难提升个人美誉度。
最近几年，拼多多也一直努力提升自身形象，比如推出百亿补贴计划，对苹果等商品大幅补贴，后来甚至还补贴用户购买特斯拉，试图通过吸引用户购买这些高端产品，改变拼多多的低端和山寨形象。但这始终改变不了外界对于拼多多甚至黄峥个人的质疑，而伴随种种争议的，是黄峥的财富如坐上火箭一般飙升，个人财富的爆炸式增长，反过来又继续放大了争议。
去年6月份，拼多多的市值超过一千亿美元，这让黄峥的身家一度超过了马云，黄峥当时成为关注的焦点。或许是为了减少关注度，黄峥通过成立慈善基金，以及将部分股份转让给合伙人集体，在拼多多的股份从43.3%大幅降到29.4%，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也快速下降。不过，随着拼多多股价强势上涨，去年年底的市值超过了两千亿美元，这让黄峥的身家再度飙升，甚至超过了马化腾，黄峥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
黄峥的个人财富增长越快，外界的质疑也就越强烈，除非他能够带领拼多多摆脱假货和山寨的争议，才能真正树立起和巨额财富相匹配的、更加积极正面的个人形象。但对于以廉价商品起家的拼多多，改变骨子里的基因又何等困难。
对于黄峥个人而言，在财富已经到达金字塔尖之后，与其通过拼多多来树立自己的个人形象，还不如抽身而出另起炉灶，投身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个人转型的难度，远远小于拼多多的转型。
图｜视觉中国
除了拼多多自身的原因之外，中国互联网平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强力监管，可能也是黄峥选择辞退的重要背景。去年10月份，马云公开批评银行的当铺思想，引发了一场监管风暴，原本要创下全球最大IPO的蚂蚁集团，在上市前夜被紧急暂停，国内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开始迎来强力监管。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列为2021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今年3月15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再次强调，对平台经济要加强规范和监管。
在这一轮互联网平台监管风暴中，虽然拼多多暂时还不处于风暴眼中心，但是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将来随时也有可能成为监管的重点对象。尤其是一家伴随巨大假货争议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严的背景下，假货争议始终是悬在拼多多头上的一把利剑，不知道何时就会落下。
图 | 视觉中国
对中国经济而言，拼多多的积极意义在于，为众多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大量廉价商品，甚至通过大规模补贴，减轻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尽管很多人表示自己从来不用拼多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拼多多的活跃用户增长到了将近8亿人，而中国的网民数量大概接近10亿人，这意味着已经有8成左右的网民成为拼多多的用户。在经济下行周期，很多人的收入增速放缓，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拼多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压力。
但从更高层面来看，拼多多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弊端在于假货和盗版的争议太大，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如果不能带头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将极大打击中国各大产业的原创积极性，进而伤害到中国经济通过高科技突围的战略。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周期，必须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才可能继续实现未来几十年的可持续增长，过去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基础上的发展红利已经逐渐消失，未来必须要提升生产效率，才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而这必须通过发展高科技才能实现。特朗普时期中美博弈升级，中国高科技屡屡被卡脖子，发展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突围的共识。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是高科技产业成长必不可少的土壤，否则，高科技产业不可能有太大作为。
对于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峥而言，在收获了巨额的个人财富之后，如果能够有更大的决心带领拼多多转型，将拼多多带离假货的漩涡，打造成一个高度重视产权保护的电商平台，黄峥将能够赢得更多的尊重。
拼多多凭借着强大而简单粗暴地推广与营销，成立五年时间，就已经跻身于三大互联网电商之一。2015年9月才出生的拼多多，无论是和马云的淘宝比，还是和刘强东的京东比，拼多多都只能算是一个新生婴儿。
拼多多虽然起步晚，但是绝对算得上是弯道超车的典型，截至2020年，拼多多已经拥有超过6亿的用户了。相关数据显示，今天淘宝的年活跃用户7.26亿人，拼多多年活跃用户6.28亿人，京东年活跃用户3.87亿人。
如果仅仅只看年活跃用户的话，拼多多已经是超越了京东，成为了第二大电商平台。京东1998年创立，而淘宝2003年创立，这两个电商龙头创立至今已有20年了，反观拼多多，才五年的时间就已经追赶上了两位前辈，甚至是超越。
创始人学霸出生，事业有根基
为什么拼多多能这么牛？这时候我们难免会想到他的创始人，黄峥。不知道是凑巧，还是杭州这个地方风水好，居然有那么多企业家富豪出生于杭州，例如，淘宝创始人马云，如今的互联网大佬，多年登顶中国首富；娃哈哈的创始人宗庆后，老一辈的著名企业家。
杭州不愧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拼多多创始人黄峥也是出生于此。1980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黄峥出身草根，但却是一个有名的学霸。2002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2004年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计算机硕士学位。
交友丁磊（网易创始人）
黄峥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学生时期一直都以学霸盛名的黄峥，当时在学校可以说算是一个风云人物，黄峥入选了浙大与梅尔顿基金会合作的培养计划，可以拥有一台电脑和一年免费上网时间。
在他出国深造前的一天，网易创始人丁磊通过MSN找到了黄峥。黄峥是这样回忆与丁磊的第一次接触的，一天黄峥在网上看到一个称自己是丁磊的网友，说自己有一个技术问题想请教他，黄峥还以为是个骗子，觉得丁磊这种大咖怎么会找自己。
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
事实是，丁磊因为在网上看到黄峥的一篇文章，刚好自己在相关技术问题上遇到麻烦，所以便MSN上向黄峥请教。在黄峥的帮助下，丁磊的问题也圆满解决。从此，黄峥与丁磊也渐渐地熟识，并成为了好友。
结识段永平（步步高董事长）
后来，丁磊通过自己把段永平介绍给黄峥认识。段永平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可以算是他们的老学长，在丁磊创业的过程中，同样给予了丁磊莫大的帮助，后来也算是黄峥的恩师。
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
段永平是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大佬，段永平曾以创立“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知名品牌而闻名全国，现任步步高集团董事长。
这位被称为“oppo、vivo之父”的商界大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黄峥的人生轨迹，对其择业、创业等重要抉择都提供独到的建议和指导，使其一路走来顺风顺水。2006年，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巴菲特的慈善午餐，这顿昂贵的午餐，他特意带上了当时年仅26岁的黄峥，一起吸取经验。
黄峥在多年以后创立了拼多多，段永平一直为其融资，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从此开始了拼多多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