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老无所依，意味着不仅仅是当今我国老龄化的严重，还意味着我们青年劳动力的下降。

而如果这场老无所依的灾难真正到来，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老年人失去了自己得以依赖的屏障，而青年人则陷入自己未来老年焦虑的漩涡，这一切又该如何收场？

01老无所依的原因

清华教授宁向东曾经说过：“国人老无所依是即将到来的一场可怕危机。”他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一旦迟暮，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大大下降，大不如前。

而这个时候许多老人都需要他人来照顾，但是按照我们中国的现状来看，许多老年人得不到照顾，或者说是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兴力量的发展远不足以支撑当今的国民衰老情况，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时代红利已经在悄悄地流逝，将来也会彻底地过去。

而那些原本是劳动力的中国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变成了老年人。当初的劳动力有多么的兴旺，以后的老年人数量就有多么的庞大。

在当今这个生儿育女压力很大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家庭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或者是两个孩子的家庭，这就更加加重了未来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我们的劳动力传出速度下降，但是老年人的数量却是不断增长的。

相较中国而言，日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但是日本比起中国来说有着自己的应对政策，因此即使它老龄化严重，但是该问题依然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虽然很多工人都是高龄，早就达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出于无奈，只能继续延长自己的工时，着实是让人有些为难。但是比起日本来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而出生率较低正是国人老无所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在当今生活条件改善，人民生活相对富足而安定的情况下，中国的出生率迟迟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此以外，我们不难发现，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不管是孩子刚刚出生，还是成为了一个幼儿或者青少年，大多数家庭都是要花费很多的金钱在孩子的身上。

养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看病难看病贵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普通家庭成员没有发生大的疾病问题，那么这个家庭还可以维持着运行的平稳。但一旦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发生问题，高昂的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生活成本的提高，让生养孩子成为新婚夫妻忧愁的心患。如此大的生活压力，让许多想要生养孩子的夫妻望而却步，如此这般，出生率自然是居低不上。

除此以外，年轻人思想观念的改变也让出生率放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思想开放而开明，并不如老一辈那般，认为拥有孩子才能拥有养老的资本。

曾经的父母愿意为孩子奔波一生，甚至是倾其所有。然而今日的父母却更加懂得为自己而活，爱孩子与爱自己似乎是并行不悖的。在此情况之下，丁克一族异军突起。

这样的局面导致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产生速度赶不上国民衰老的速度。难以想象，30年后，50年后，中国会是怎样的局面，是否会因为老年人过多而年轻人过少显得愈发疲惫？

国人老无所依似乎是一个近在眼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感觉到了压迫近在眼前，而年轻人则为自己的未来表示焦虑。如今老人的现状可能就是今后自己的未来，甚至还会更加严重。

在今天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就已经说明这个危机离我们很近了。而我们的国家又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有些不同，这就导致了问题的棘手。

发达国家先富后老，而我们未富先老，不同的国情导致了我们的危机也显得愈发不同。相较于发达国家采取的老年人的延迟退休政策，我国的延迟退休政策实行起来有些困难。

而该政策实施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的观念问题。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丁克一族越来越多，也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但是依然有大多数的人选择结婚，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结婚生子似乎是必然的选择。

虽然在今天，中国社会逐渐趋于年轻化与个性化，但是传统观念的影响是更加根深蒂固的。再加上，渴望爱与组建美满的家庭本就是人类的美好愿望，结婚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也是很多人人生路上的必备项。

而且结完婚之后，由于巨大的抚养孩子的压力，许多年轻人选择只生一胎或者是二胎。而这些孩子出生以后大多过着优越的生活，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被捧在心尖上宠爱。

然而他们长大之后，面临的就是巨大的压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收到了多少幸福，在未来长大成人的路上，就将会背负着多少的压力。曾经抚养他们的人逐渐丧失劳动力，而他们就肩负着抚养众多长辈的艰巨任务。

而这样的循环与现状，让我们的国人老无所依的状况进一步加深。不仅仅是之前劳动力时代带来的今天这样的局面，还有当下我们正在发生的婚姻，女儿现状导致的这样的局面。两个原因共同造就了国人老无所依的压力。

02怎样应对该局面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在老年的时候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是不太现实的。国家并没有给予自己足够的经济支持和政策福利，因此一旦自己失去劳动的价值，获得的收入来源远不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

中国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人必须要孕育子女，否则就难以解决自己的老年问题。再加之人在老年的时候，更加需要精神的支撑与子女的慰藉，就越发显得养育孩子很重要。

中国传统的“四世同堂”一直是很多中国人心中的美好愿望，拥有子女和美好的家庭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愿望。中国人的内心还是渴望团结与家庭和睦的，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子孙满堂的晚年。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之后，对当代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年轻人不仅要照顾年迈的父母，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兄弟姐妹又很少，因此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很大。

而中国的养老院也不够健全，许多老年人住进养老院，却没有过上很好的日子。有很多老年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的新闻，频频登上热搜榜。也正因为该原因，很多老年人不愿意住进养老院。

养老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不管是养老设施还是不完善的养老政策，都不能够让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放心。只有这个养老院的问题真正地得到解决，老年人的老年生活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同时除了养老院的硬件设施以外，他们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注重程度也是不够的。虽然不少的养老院开展了相关的文艺活动和运动项目，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老年人感到生活的空虚。

因为人一旦老去，没有了职业与工作的压力，对于精神生活的需求将成为老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院的精神生活开展不够全面，并且，许多老年人可能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老年生活交付在养老院。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落地归根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结，很多老人希望在自己的老家度过自己的晚年生活。面对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邻里，熟悉的土地，即使是有些情况下生活不太方便，在精神上也是非常充沛的。

而在养老院就不同了，虽然有专门的人照料，可是却有养老院内部的规矩，处处行动都不方便，而且将自己困居在一个地方，让人感到自由是很缺少的。加之当今中国养老院产业的发展还不完善，很少有养老院能够满足老人的精神生活。

但不管是选择在老年的时候，注定养老院还是选择自己过，都显得自己的老年生活有些孤单和落寞。而国人老无所依，在当代就已经逐渐显露，很难想象在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局面。

为了应对该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未雨绸缪。毕竟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未来的我们自己，为他们出谋划策，就是在为我们自己谋未来。

首先，国家应该解决其养老体制的问题。当今国家的养老事业发展得不够旺盛，导致我们养老院待遇差，费用高，使得一个好的养老院价格更高，陷入死循环。

因此，国家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大养老服务体系的支持力度，首先就需要对养老院进行整改。而这不仅仅是对于发达的地区而言，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更应该普及。

养老体系的改善不仅仅在于经济方面的支持，还在于精神方面的人文关怀。人一旦迟暮，就会陷入一种悲观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状态。

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在经济上对老年人提出帮助，更应该关注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这需要家庭成员自己的努力，医院开设自身相关的娱乐产业，最需要的还是国家提供资金的支持，以经济带动文化。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医疗设施，毕竟人到老年，体弱多病，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就一定要确保身体健康。

因此国家需要在医疗设施方面努力，而这个医疗室不仅仅是单独体现在老年医疗设施方面，更应该在整个医疗体系之中提高服务与质量。毕竟医疗环境的改善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剂良药。

日本的预防医疗做得极好，就是在疾病还会产生的时候，就已然得到根治。这个疾病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那高昂的医疗费就无从谈起了。

并且如果在日本治病，其花费并不高，因此老年人想要治病，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而中国不同，预防医疗尚且不到位，看病又需要太高的价格。

对此，政府应该加大预防医疗的发展，同时也要对现有医疗体制进行整治与管理。尤其是对于老年人特需的药品更应该加大管制，而不要让不良商家与企业怀揣不良之心，赚取中间差价。

通过日本的例子，我们也能够发现，比起治病而言，最重要的是预防。而这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努力，还需要医疗界仁人志士的能力，只有多方行动起来，才能够将预防医疗真正实施好。

老年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关心今天的老年人，就是关心未来的我们自己。因此在国人逐渐老无所依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提高警觉，抓紧解决。

很多发达的国家都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则能够去从中吸取到经验与教训，同时举一反三，将其运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并且要结合切身实际，走中国化的老年服务道路。

人虽然老去，但并不意味着失去了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老年人自身也要积极乐观地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相信在国家，社会和每一个我们的努力之下，国人老无所依之状况会早日改善。

参考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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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言表示，“去年人口净增长才48万，今年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超过出生人数，今年很可能是人口负增长了。联合国原本预测的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2034年左右，现在提前了十几年。”

不仅如此，今年3月以来，网络上也在铺天盖地地报道，“中国的人口总数已经被印度超越，告别全球第一了。”不仅如此，印度媒体在报道中还宣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

虽然事后专家学者证实，自始至终都不甘当“老二”的印度，人口反超中国的梦想没能真正实现——网络上公布的印度总人口数据不准确，这是印度某医疗资讯网站统计的数据，并不能代表官方，所以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公认的人口第一大国。

不过，印媒所说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危机”，却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事实上，国内不少专家也透露，可能今年四季度，印度的总人口就会超过中国，因为一季度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差距只有300万，而印度的出生率仍然保持在每年2.2%，我国是0.752%，所以半年内，印度人口追赶并超过中国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种种信号显示，我国的人口形势确实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了——催生无果后，我国的人口警报已经拉响了。这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生育主力不生了。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已高达2.4亿。另有数据显示，2021年底，我国1.7亿90后中，仅有不到1000万对登记结婚。而已婚90后中有超过50%的人表示“5年内不打算生孩子”，即便有生育的打算，近8成人表示，“只生一胎”。

无怪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喊话，“如果大家都不生二胎，50年后中国人口将只剩6亿。”经济学家任泽平在生育问题上，也看得很透彻，他直言“不要指望90后、00后，而是要抓住75年-85年出生人群。”

其次，老龄化问题比少子化问题更严重，老龄化遇上少子化，无疑是隐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定时炸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我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

一言概之，老年人口增多，社会的养老负担将增重。事实上，少子老龄化面临的不仅仅是养老出钱问题，还有养老出力问题——我国的养老服务设施以及人才缺口都非常严重，比如专业的护工缺口就高达300万，现在每年只增加10万，要想真正满足需求，至少需要40年。

尤其是在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工人数接近3亿，近四分之一即将步入老年。他们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养儿防老不靠谱，居家养老没有钱，机构养老太贵且无法满足庞大的需求。莫非要靠国家养老？然而现实是，只有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员工才有资格领到养老金。

再者，10省人口自然负增长。截至5月6日，据中新财经统计，除了吉林之外，已经有30个省份公布了2021年人口数据。从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看，至少已经有10个省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包括黑龙江、辽宁、重庆、内蒙古、湖南、湖北、上海、江苏、河北和山西。

其中东北地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洼地”：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11‰，辽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8‰。根据七普数据，东北人口10年减少1101万人，其中，黑龙江减少了646万多人，是流失人口最多的省份。

第四，催生也“无效”了。为了应对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鼓励生育，2016年以来，国家分别出台了“全面二孩”和“三孩生育”政策。可以说基本没有效果——全面二孩政策只在首年起了一丁点作用，2106年出生人口达到了1786万，但是随后的5年，出生人口迎来“5连降”，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2021年出生人口只有1062万，创历史新低。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现如今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居住条件、医疗技术、生育设施等都均有明显进步，为什么大家反而不愿意生了呢？

在文化学者张家栋看来，生育率的下降是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年轻人生活状态和文化习惯的一种体现。杨振宇总结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生育意愿极低，主要是头上压在“三座大山”，进而导致年轻人不敢生、生不起、养不起。

第一座大山是住房，太贵了买不起，现如今这个社会，并不是人人想当房奴就可以当的。一线城市均价高达7.8万/平，购买80平米的房子，总价就高达624万。即使是首付三成，也至少需要190万。要知道，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35128元。这意味着在一线城市买一套很小的刚需房，光凑首付款，就需要不吃不喝54年，一家三口齐上阵，那也需要18年。

有人说一线城市不具有代表性，在这里买房的人都是非富即贵。按照全国均价1.2万元一平计算，普通人买房的门槛也提高到了100万，一个普通家庭凑够首付款至少也需要8-10年。这还不包括未来三十年，每月四五千元的银行贷款。

第二座大山是教育。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教育支出3.7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表明我国家庭高度重视教育投入，舍得为教育花钱。今年2月份，梁建章在《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指出，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为人均GDP的6.9倍，该倍数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其中教育支出占比超过45%。

另有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生家庭教育支出一学期近二万亿元。钱到底都花在哪了？2018年，杭州观成中学寒假的一项家庭调查显示：养一名初中生一年要花8.8万元其中补习班费用是大头。来自《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数据，在7岁至18岁孩子的家庭里，教育支出占整个家庭全年支出的20.8%，81.2%的孩子上过补习班。调查亦显示，51.24%的家长认为孩子的教育消费比家庭其他消费更重要。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不断走高，已令部分家庭不堪重负。

我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本来教育成本不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本运作在“作怪”，贩卖教育焦虑，鼓吹不要让娃输在起跑线上。

现实中，父母们相遇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你娃报了几个班？你娃在哪里补课？哪个机构里有好的数学、英语老师？

第三座大山是医疗。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医疗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归根结底是医疗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优质医疗资源极度短缺；二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且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城市；三是医疗服务体系不完善，科学有序的就医格局尚未形成；四是中国的医疗产业发展依然比较低下，尤其是在创新药领域，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是超级大的。

为什么说医疗是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国的医疗制度不完善，且医疗资源大多掌握在资本手中。这样的结果就是，大环境是医疗市场化，医疗市场化必然会导致过度医疗，原本老百姓花100元就能治好的病，现在要花1000元，甚至更多。

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的机构是“421”，即一对夫妻赡养4个老人，这使得他们只有能力生养一个孩子。想象一下，一个家庭的4位老人全部生病，或者有一人是重大疾病，那么这个家庭的开支将大大增加，他们还有多余的财力和精力去多生孩子吗？

鼓励生育，国家终于要“推翻三座大山”了？

基于上述分析，飞马旅联合创始人杨振宇直言，当前阻碍年轻人生育的主要“堵点”是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生育率低下的源头。因此想鼓励生育，得先帮年轻人推翻这“三座大山”。

对此我们颇为赞同，综合所以调查数据来看，住房、教育、医疗三大开支，基本占到一个家庭所有开支的80%以上。尤其是城镇家庭，住房、教育开支比例更高。事实上，这三座大山也确确实实正成为抑制生育的主要因素。

人口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保持人口的合理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建设至关重要。所以为了鼓励生育，为了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万全之策，国家确实要“推翻”三座大山。事实上，从近几年，我国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巨变来看，国家在这两个领域已经出手了：

教育：“双减政策”推动优质教育理念的发展——在打击补习班、减少作业量等方面实现了给孩子和家长减负。尤其是对教培行业一刀切停掉，虽然可能损害到一些投资人的利益、冲击到整个产业，但跟国家大计鼓励生育相比，微不足道。更何况，教育的内卷，本身弊大于利，这也是国家下定决心整顿教育的根本原因。

医疗：从最开始的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公立医疗事业单位加大药品集采、医疗器械的集采跟力度，大大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负担，再到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医保药品越来越多，不仅大大缓解了医患关系，也减轻了居民医疗支付负担，正努力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那么住房大山是否也要推翻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房地产的地位特殊，所以“推翻”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们现在在做的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回归住房居住属性，政策上把住房的投资属性弱化；

第二，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租赁住房市场发展，并不是人人都买得起商品房，商品房的价格也不可能降到人人都买得起的地步。因此，解决刚刚的居住问题，就需要多条腿走路——多主体供应，多渠道解决。第一次房改，保障房就被推到重要的位置，但那时商品房市场发展过头了。这一次，保障房、租赁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才是国家重点发展的对象。实际上，这就是学习的新加坡模式，一部分的住宅通过政府供给来解决。

第三，“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不走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有人说这是自欺欺人，今年以来全国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松绑调控的迹象，因此有人信誓旦旦表示，这是房地产又要重启的信号。在我们看来，实则不然，近期一些中心城市确实有回暖的迹象，但仅限于回暖，更没达到大幅强劲反弹——深圳、上海、杭州、成都、合肥等数十个城市的成交量仍然低迷，和去年同期相比，成交量不到40%。事实上，国家对房地产的定调仍然是“稳定”。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引导资金有序流入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更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培育新动能，最重要的是，在现如今生育率每况愈下的背景下，稳定房地产，更大的作用是鼓励生育。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抑制了国人的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调查显示住房占到绝大多数家庭总开支的70%以上，这意味着住房才是生育的最大“堵点”。所以，不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不推翻三座大山，一味在“逼人多生”上面下功夫，恐怕只是事倍功半，缘木求鱼，甚至会出现越逼越恐惧、越恐惧，越不敢生的恶性循环。

中国概念的神学性质或可解释“中的国”（middle kingdom）概念引来质疑的深层原因。假如中国的概念仅仅意味着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中心位置，实乃世界各地各国常见的主观感觉，彼此不值得认真。夜郎尚且自大，何况列强？正因为中国概念在地理想象之外另有配天的神学意义，所以它对于一神教才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异教概念。现代儒家以为道德观念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之根本，但与现代儒家自己的想象有所不同，儒家道德其实并没有被其他文化识别为与众不同的特异伦理观。这正是明末利玛窦的中国经验，他发现儒家道德 与基督教道德可谓大同小异，因此相信中国确为传播基督教的大好之地，一时激动不已。后来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传教困难与伦理差异基本无关，而是因为思维方式及宗教态度的严重差异。当时中国的基督教“信徒们” 同时继续信仰儒家、佛家、道家、祖先以及财神等诸多神灵，传教士难以接受此种“不诚”。事实上，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大致相类，各地的道德也相差不远，因此，伦理道德难以说明中国的特性。一种文化的特性恐怕与思想方法论和信仰有着更高的相关度。

中国概念的神学化自有其演化过程。按照古代中国的想象，天下之中是中国。这个想象或许起源于地理感觉，如上所述，最早的“中国”在洛阳平原，稍后扩大 为从西安、晋南到洛阳一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原” 的地方。这个位置四通八达，具有地理中心的感觉。尽管中国概念从一开始就借助天地空间格局的想象建立了自然神性，但在夏商时应该尚未成为一个政治神学概念。周朝建立了“世界性”的天下体系，天下体系包容千邦， 中国居中而为宗主国，而天下体系每个层次都是同构的，以此保证了天地神圣秩序在政治秩序中的普遍传递性，于是中国成为神圣天下的核心。虽然秦汉将天下收敛为中国，但中国继承了天下的基因而成为内含世界结构的国家，这种天下性质的负荷使中国同时成为了一个复制了天地秩序的自然神学概念和一个复制了天下秩序的政治神学概念。

中国的空间变化同时也导致空间概念的演化。“国” 的本义是都城，字形示意着武器守卫着城墙所围之地。一国所辖地面不仅有都城，还有“郊”和“野”。都城 近旁的周边地区为郊，包括诸多小城和“乡”，是有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国人居住地；野乃是郊之外的大片农业地区，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庶人或野人的居住地。中国是天下宗主国的首都，即王朝首都。周成王宣告建新都城：“余其宅兹中国（把家安在中国）。”这个“中国”就在洛阳。随后中国的概念由宗主国的首都扩大为整个宗主国（王畿），继而大概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用于指称中原地区，周朝天下体系里有着宗亲关系和礼乐文化的众多诸侯国都在中国范围之内，包括今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以区别于南方和漠北的蛮夷文化地区。这意味着中国在地理意义之外又附加了文化意义。当长江流域的蛮夷诸侯（荆、楚、吴、越 等国）的文化与中原变得更相似，且有实力卷入中原争 霸，中国概念就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同样，随着更多地区卷入到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中，中国的概念也随之不断扩大，曾经扩大到比今天的中国大得多的地域。极致广域是元朝之地，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北纳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其次的广域，也是长期稳定的疆域，是清朝之地，同样西越葱岭，东临日本海，南至南海，北有蒙古和小部分西伯利亚。中国概念的内涵稳定不变，而其外延规模取决于天下逐鹿的旋涡效果，也就是说，中国的规模取决于逐鹿游戏卷入了多少参与者。

逐鹿旋涡的卷入效应也使中国拥有多样综合的文化。中国综合文化的形成方式，称之为“化”。“化”是形成 “和”与“合”的效果的变易方式，然而“化”不是一方 的单方改变而总是多方互化，因此，“化”区别于宗教的 “皈依”（converting），而是多种文化对一种共同存在秩序的合力重构。也许最接近“化”的变易形式是基因变异 或基因重组，更为直观的比喻则可说是联姻。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善化的中国概念具有某种“生物性”， 或借用塔勒布的概念，则具有拒绝固守原状而善于变异 的“反脆弱性”（antifragile） 。“化”成的综合文化成为一种成分丰富的共享文化，其中各种文化已经无痕相合， 难寻其原貌，比如中国语言的通用正音就几经多部族语 音参与而不断演化（北方部族的参与为主），至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的语音完全属于古中国的“雅”音，而今天的普通话语音多含满族语音。其他方面的情况也类似。中国的善化能力显然与天下的无外信念有关。唯有天下无外的原则能够合理解释开放的文化基因互化，这正是天下基因在中国概念里的持续功效之一。

在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过程中，中原文化一直是互化的主要资源，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实。如前所论，中原文化拥有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制度建构和知识生产系统，因此是一个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具有最大功效的现成的文化资源，也就自然成为每个主政中原的族群的理性选择。尽管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通常部分保有原本的文化（北魏孝文帝的全盘汉化运动是个极端例外），但由于缺乏中原业已高度成熟的知识生产系统和社会管理制度（大量而全面的文献图书、教育系统、学术系统和官 僚管理系统），于是几乎都理性地选择接受中原现成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资源，进而很快就成为中原文化的分享者、拥有者和推进者，也就是说，进入中原的游牧族群皆为中国文化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比如，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的科举制实为鲜卑血统的隋文帝一朝所创，且由同样是鲜卑血统的唐太宗加以完善。入主中原的游牧王朝推进儒学的积极性不亚于汉人王朝， 游牧王朝给予孔子的封号至少与汉人王朝的封号平级，汉朝追封孔子为公爵，唐朝追封为王，明朝追封为先师 （精神领袖），与之相较，西夏（党项藏族）追封孔子为 皇帝（最高封号），元朝（蒙古族）追封为王，清朝（满族）追封为先师。另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例是，元朝首次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而产生程朱理学的宋朝自身却未曾给予程朱理学如此地位。据徐萍芳的研究，忽必烈所建之元大都（刘秉忠设计）是中国历史 上最接近《周礼》理想的都城，即按照“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原则而建造的都城，即使汉唐时都 城的规划也远不及元大都如此严格地符合《周礼》的规制。可见，文化原产地并不能独占其文化解释权，一种文化一旦被分享就成为共同资源。众多族群分享中原文 化的现象类似于欧洲各国分享来自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的文化。

互化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谁主导互化，却是关涉谁代表中国正统的敏感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实为历史语境所造成。在多数情况下，逐鹿旋涡不断卷入的大多数竞争者都化为中国人，竞争者的原住地也因为卷入逐鹿中原的旋涡而合入中国，匈奴、鲜卑、拓跋、突 厥、西羌、契丹、女真（满洲）、蒙古等等，尽皆如此。宋朝之前，进入中原的北方竞争者的胜利都比较短暂， 而在宋朝时期却形成了长达 300 年的南北分治格局：辽 （契丹）占据北部中国，地域大过宋，西夏（党项藏族） 占据西北，北宋占据中原和南方，而当金［女真（满洲）］取代了辽，把领地扩大到淮河一带，占有了中国的大半部分，尤其尽纳了作为“天下之中”的古中原。于是，谁更有理由代表中国“正统”就成为问题了。

辽宋对峙，就军事实力而言，宋处于弱势，甚至为了和平而向辽纳贡，因此辽依照中国朝贡古制而当仁不让地自视为中国之正统，但在外交措辞上仍然温和地说成平等之割据：“境分二国”但“两朝事同一家”（辽兴宗和辽道宗写给宋仁宗和宋神宗的国书如是说）。最有趣的是，辽太宗灭后晋时获得了据说是秦始皇为“万世” 中国所制的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一直被神化为天命的物证，因此获得传国玉玺便被认为是正统的一个象征。辽兴宗曾经为科举命题为“有传国宝为正统赋”。宋既处弱势，气不壮而求理直，便采取与辽相反的理据而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正如王桐龄指出，正因宋朝幅员偏小，武力衰弱，对辽、夏、金、元应付维艰，于是 “尊王攘夷学说成为天经地义”；又据葛兆光的研究，宋与 辽、金、西夏的并立状态使宋陷于“从所未有的关于中国的焦虑”，因而力倡华夷之辨以正中国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当宋朝的政治叙事从天命的普遍性退缩为特殊性，把“天下人的天下”的传统观念压缩为汉人的中国，这就已经背离了周朝开创的普遍关怀的天命传统，而把天命理解为族群的私产。此种退缩叙事虽有内部凝聚之效， 但其代价是失去了政治叙事的广泛容量和普遍格局。

元朝人谢端在《辨辽宋金正统》一文中以分治状态为依据，把辽金看作是北朝，南宋为南朝，皆为并列割据的中国政权。南北朝之分通常被认为是临时状态，因此虽各执一词而未及根本。元朝和清朝皆为非汉人主政整个中国，因而提出了真正有力的新问题。尽管元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原文化，且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入互化，但元朝和清朝的性质超出了宋代以来儒家叙事的限度，于是不得不重新解释正统。其中尤以元朝最难解释，元朝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国策是突出蒙古人的地位和传统，只因统治之需而部分采用了中原制度和文化，但在决策机构中蒙古人的人数超过半数， 色目人也多于汉人。元朝还放弃使用秦始皇传国玉玺的传统（以和氏璧做成的原版传国玉玺早已失踪，后来所谓的传国玉玺只是个象征），另制材质规制都不同的帝玺，此举或暗示元朝试图另开政治新统，甚至历史新统， 尽管只限于象征或符号而非实质上的变统。

如何解释元朝的历史位置？据张兆裕的分析，这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遇到“前人未遇之难题”。朱元璋给出了一个两面得理的解释：蒙古皇帝几乎征服了整个天下，前无古人，必是天命所授，否则不能成功。既然蒙古受天命而主政整个天下，那么蒙古主政中国也是天意。然而，蒙古终究不适合治理中国，所以天命必然又回归中土，轮到他来做皇帝。因此，朱元璋在象征正统传承的历代帝王庙里将元世祖忽必烈列入了中国正统皇帝的序列。朱元璋对正统的新解并非全新，只是否定了宋朝小尺度的华夷之辨，回归周朝传统的大尺度的天命解释，而周朝政治观念在中国传统中有着至高地位，其权威性远超宋儒，朱元璋的大格局解释也就不难成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家的华夷之辨虽然也引经据典于先秦，托词于孔子春秋大义的“攘夷”原则， 实则有悖于周朝传统的天下无外和天命无私的概念。瞿 式谷就曾经指出华夷之辨乃是附会误读：“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谓吴楚实周之臣而首奸王号，故斥而弗与，非谓凡在遐荒尽可夷狄摈之。”瞿式谷的解读不仅忠 于历史语境，也符合周朝的天下古义。其实北魏皇帝拓跋珪早有同样的解读：“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 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可见，华夷之论自有其历史语境和特定所指，并非孔子之一般春秋大义。以孔子推崇的周朝理想而论，元朝不能归入非法统治。然而，元朝虽武功显赫，史无前例，但在文化上除了个别突出成就之外，总体水平与宋朝的高度文明相 比有着大幅度的下滑，因此难言文治。元朝接受了以大一统作为合法性定位的中原传统，所谓“自古帝王非四 海一家不为正统”，可是如果只言武功不讲文治，则相当于混同以力为准的“霸道”与以德为准的“王道”之别， 因此隐去民心问题（王道之德的证据在于民心所向），将 天命的证据收缩到只剩下地理学指标：完成地理大一统。若如此，天道与人道脱钩，政治与道德脱节，因 此留下难以自辩的问题。荀子早已明确了天下之本在于人心而不在地。

不过，正统概念的最初之义就是“一统”，尚未强调 “正”。诚如饶宗颐所考：“向来说者以正统之义，本于一统”，源于李斯之言。但宋以后的正统论基本上皆以欧 阳修的正统观为基准，欧阳修从公羊学角度去理解春秋大义，从“大居正”与“大一统”的联合而推出“正者， 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意味着，“统”为空间之大一统也；“正”为公之大义也， 相当于民心之大一统。兼备四海与民心两种大一统乃是充分意义上的大一统。不过，在事实上，民心之大一统几无可能，任何制度和政权都只能获得部分人的支持， 区别只在多寡，若失道寡助，必不能久，此乃天道的自 然调节。能够完成大一统之事功必因“多助”，其中已经 蕴含了民心所向的正当性。于是，仅就建国的正统性而言，空间大一统仍然是天命的首要标志。司马光早就对滥用“正统”概念颇有疑义，因为关于正统的多种说法 “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司马光选择了从共通的“功业”标准去理解政治正当性，即是否能够建立一种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有效社会秩序。诚如司马光所言：“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 而其馀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 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 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又曰：“臣今所述， 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至于清朝的性质，本无疑义。近有“新清史”学派试图将满清定义为征服中国的外国，却恐怕与基本史实不符。满族所居之东北在努尔哈赤起事之前本属于明朝 辖地，并非“外国”，因此努尔哈赤举兵实属逐鹿天下之事，乃是叛明，却非入侵。清朝武功也极盛，疆域远超明朝，主政中国也大体继承明朝制度，且有所改进，在多族群多文化的管理制度上也多有创新，民生状况大体良好，清朝前中期近150 年之盛世在历史上罕有其匹， 因此在正统性上当无疑义。但在清初心怀明朝的儒家遗民看来，清朝仍然有正统的疑问，王夫之曾经借讨论宋朝之亡以喻明朝之亡：“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 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 “亡天下”是来自顾炎武的概念，顾炎武有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 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但王夫之的用法其实偏离了顾炎武的原意，顾炎武虽心怀故国，然而 亡天下之论并非针对清朝，他在文中所举“仁义充塞” 的例子是晋朝，而晋朝并非夷狄，而是汉人王朝。王夫之另加解释的“亡天下”似乎意指中原文化传承之断裂，这一点也恐与事实不符，而是情感上之拒斥。清朝对中原文化之推崇应无疑义，清朝所沿用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秩序都属于中原传统，自顺治以来的清朝诸帝对中华传统尽皆推崇备至，且多饱读经史诗书，道德文章胜过明朝皇帝多矣。

元、清二朝在正统性上比较值得分析的疑点是，元、 清二朝的皇帝都保留或兼有大汗身份，这一点往往被用来说明元、清二朝不属于中国传承线索中的王朝，而是征服了中国的外国。关于双重身份的疑点，当代人不应 当妄猜古人之心，只能寻找历史当事人在理性行为上最 合理的解释。以当代理论去逆向建构古代事实，符合历史真实的概率恐怕不高，而以符合古人最大利益的理性理由去推测古人的选择，或者说，以追求最大利益的人类常理去推测古人的行为，则可能更接近历史真实，毕竟人性和理性在历史中的变化微不足道，几乎是人类行 为的“常数”。那么，按照“最大利益”（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主）去推想，摆脱中国正统王朝线索而把自身定位为入侵者而建立所谓的“征服王朝”，这样的身份选择恐怕不利于元朝或清朝对整体中国的统治，因此不符合元朝或清朝之最大利益，显然不可能是元或清自身的理性选择，而是现代人替古代人发挥的想象。何况中国本 来就是多文化多族群合力建构而成的作品，几乎一半的 中国历史是由北方族群所主导的（如果如实承认隋唐是 北方族群统治，则超过一半的中国历史实为北方族群所主导），显然不能把一半中国历史排除出中国。如以汉人观点自认正统而将北方族群视为非正统，以逻辑同理言之，北方族群也可持相反观点。

元帝与清帝身兼双重统治身份，其理性上的理由应是需要得到两种传统的一致支持，以便控制生活与生产方式都不同的两大区域，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最优理性 选择。何况元与清皇帝身兼天子与可汗之位也并非制度 首创，实为唐朝开创的传统。唐太宗威及四海，广有四 土，因此身兼天子与天可汗双重身份。与唐朝的想象类似，元朝和清朝都认为自己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伟 业，并没有把所辖之地分开看作是两个国家，而是一国两制（实则多制），因为中原传统的天命观和大一统概念对于元朝或清朝而言都是最有利的政治神学叙事，而 只有成为大一统中国的合法传承之主，才能有效征用最大资源、最大权力和最大利益。既然加入中国正统线索最大程度地符合元朝或清朝的最大利益，就很难想象元朝或清朝会拒绝对自身如此有利的政治资源和历史叙 事。清朝对此具有非常清楚的自觉意识，例如，在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前，努尔哈赤在写给明朝万历帝的信中就征用天下概念论证了满族主政中原的合法性：“天地之间，上自人类下至昆虫，天生天养之也，是你南朝之养之乎？……普养万物之天至公无私，不以南朝为大国容情。……天命归之，遂有天下。”后来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所论也是同样道理。

总之，中国的概念始终是多族群多文化的互化与共同建构的结果，既不是全盘汉化的同化，也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拒斥与分隔，而是基因重组的再创造。在混合而成的中国文化中，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更为丰富深厚，因此中原文化的基因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事实。即使北方族群（特别是蒙古族和满族）入主 中原，中原文化仍然是文化互化的主要资源，根本原因就是前面所述：嵌入中国的历史线索正是入主中原的北方族群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势在必然。无论元朝还是清朝，其政治合法性都在中国思想中能够被解释，至少在周朝传统里能够被解释，也就是说，作为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古代中国汇万民于一体既不是理论难题， 也不是实践难题。

近日，我看了关于胡新宇事件的几篇新闻报道。深深的感觉，社会上各个年龄，各个阶层，各种工作的人都有深深的焦虑！

学生因为做不到老师和家长的要求而焦虑！

老师因为孩子的意外事件，担心引火烧身而焦虑！

学校领导因为社会舆论而焦虑！

警察因为迟迟破不了案，找不到人，而焦虑！

人民群众因为孩子的失踪，担心真的会像网上有些人说的那样（卖器官），引发对权利和安全的焦虑！

每个人都在焦虑中度过，担心考不好，学不好，学好了没用，上班担心工作难，工资不够，担心下属偷奸耍滑，担心竞争对手，担心大环境……

人活着真的太累了！当这些焦虑越积越多！最后的一片雪花就引发雪崩！几年前日本的自杀率就是全球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增长！百姓的精神压力也越来越大！精神文明建设也越来越有必要了！

但是国家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了！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是时间！

有很多人没有时间！没有空闲来看看电视，看看小说，看看别人的生活！我们都在低头工作，学习，拼尽全力的不掉队！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想想某大厂的连环跳！就在不远前！以后还会有吗？

2005年左右郭德纲火了，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人听他的相声解压！但听他相声的至少还有时间！我们不能连减压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关键是让所有的，都有休息的时间！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每一个生如夏花的生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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