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盼，《接招吧前辈》第三期终于开播了！这部综艺一期比一期精彩，现在已经成为了小编的心头好。不光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青春可爱，设置的游戏环节也是新意多多，趣味连连。

小编万万没想到，第三期的嘉宾如此有看点！小帅虎陈志朋，霸道总裁明道，终极一班老大汪东城，还有90后偶像代表檀健次和符龙飞。小编真的是好羡慕现场的观众。儿时的偶像男神与新时代小鲜肉们齐聚现场，录制厅现场怕是要被帅气炸裂了吧！

前辈们现场确认时代少年团弟弟们的身份的环节，小编看着是真着急。前辈们都被弟弟们的自画像迷惑了～画像上爱wink的刘耀文，现场和陈志朋比拼wink的贺峻霖，两个人的操作让汪东城傻傻分不清楚。

第一轮游戏，小编就鹅鹅鹅笑得眼睛都睁不开。明道现场演绎偶像剧情节，少年团的弟弟们都捂嘴害羞不敢看。但不得不说，明道真的是霸气总裁范，过了这么多年，还是非常帅气，依旧是那个优雅的王子。

还珠格格的片段，连陈志朋本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台词，没想到弟弟们竟然又答对了！看来我们的弟弟们真的是给前辈们放出了大招！

要说最秀智商的游戏还是隐秘的舞者，追光哥哥们和少年团弟弟们斗智斗勇，汪东城脑洞大开，小王剪了中分竟然是“王八”。吃藕变丑也是小编第一次听，涨知识了！弟弟们接连胜利，最终哥哥们被惩罚徒手劈苹果，看来时代少年团弟弟们的脑力也不是盖的！

小编要再次感叹，节目播到了第三期，真是一期比一期精彩！这次与百视TV的倾情合作，联手打造《接招吧前辈》首个平台综，以全新的节目创新模式，通过聚拢年轻用户，双驱实现平台资源流通。

本期节目中，前辈们还给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带了礼物，快来东方卫视和百视TV，和小编一起揭秘神秘大礼！

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心试探到蓬勃发展、又从草莽到规范的40年。A股历经“8·10风波”、“327事件”、“5·19行情”等一系列以数字为记忆的重大事件，又跨过了发行审批、股权分置、非市场化交易的初创时代。回望来时轨迹，常念初心不改。在时刻变化的外部环境中，或许，唯有向着最初确定的正确的方向坚持迈进，才是我们最优的选择。

第一编 1990——1992

第一回 蒋委员长曾被套 87股灾成药引

股市，咱早就有

股市，这东西咱以前有，不但有，而且很是不少，约90年前，咱国家的交易所数量曾经位居世界第一。

现在一提起股市，很多人都会联想起华尔街——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人这场子1792年就拉起来了，到现在200多年了。咱老祖宗对股市、股票这些新生事物学习得也是很快的，咱的股市比美国人起步晚了80年。

公元1872年10月，由李鸿章创办的招商局发行了中国第一只股票。《招商局画史》一书有此描述：

1872年，李鸿章等创办招商局时，因为搞航运需要的资金数额特别庞大，官府无力承办，靠一两个巨商也难支撑起来，于是在筹集资本上做了一次创新，学习西方股份制企业，向民间发行股票，以“招商集股”方式筹集资金。股票分成整份，公开向社会挂牌发行，自由买卖，可以转让，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招商局股票的发行，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经济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企业史、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有了股票，自然也就有了股市，但这个股市是自然形成的市场，并非国家官方主办。1881年，招商局100万两资本全部招满。1882年招商局面额百两的股票市值已超过250两，并在这一年长期维持高价位，成为上海证券市场上的“龙头股”。时人称：“中国初不知公司之名，自轮船招商局获利以来，风气大开。”招商局对股东不菲的收益回报，不断激发着华商的投资热情，不仅使自身股票市价日涨，而且促动了华商对其他洋务民用企业股票的认购兴趣，使1882年成为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暴”的一年。

在招商局的带动下，当时中国兴起了一批股份制企业。上海《申报》在1883年10月21日曾专门发出评论：“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因之一开，公司因之云集……”19世纪70～90年代中国有了第一批股份制企业数十家。

191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国首家证券交易所。不久，上海也成立了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交易所时代。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交易所在设立之初，便受人关注，而且获利巨大，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设立半年内，便获利20多万银元。受利益的刺激，中国交易所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不久，上海便出现了70多家交易所，到了年底竟然增至140多家。

到1921年，中国的交易所数量高达200多家，竟然位居世界第一。

老股民蒋介石

附带一句，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1921年也混迹在上海股民之中，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当时是上海市场上的一名经纪人，在富豪张静江的支援下，蒋介石和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合资成立了名为“恒泰号”的经纪代理行，专做股票投资、投机。

也就在这一年，严重违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交易所投机神话破灭，很多交易所在设置后，根本无法交易，交易所无活可干，市场终于给予投机者以严酷的惩罚。交易所股价一泻千里，纷纷倒闭。200多家交易所经历风暴存活下来的只有区区6家，而信托公司也仅剩2家。当然连带着的便是投机者纷纷破产，跳楼自杀成为当时惨痛的场景。

蒋介石也赔得一塌糊涂，最终拿着最后剩下的一点钱，去广东混了，后来混成了蒋校长、蒋委员长。

陈市长封了场子

上海解放了，但上海滩的炒家还没调整好心态呢。

据资料显示，当时人民币在市场上根本无法站住脚。据报道，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其原因除金圆券不断贬值成为废纸所造成的恶劣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形成了人们对纸币的排斥心理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原来操纵银行金条买卖的投机家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依然在那里通过银元、美钞、金块的买卖，操纵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使得人民币无法在人民中间建立信用，难以占领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上海银元贩子的大本营。解放后本已宣布停业，但实际并未停业，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部。

炒来炒去，一些炒家一边赚钱，一边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最终，惹恼了陈毅市长，陈老总干脆地说：“不要让人认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一卷）》，当代中国出版社）参加会议的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做出之后，陈毅同志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打电话表示赞同。

1949年6月10日，根据陈毅市长“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取缔”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兵分五路，突然包围并严密查封了证券大楼，宣布停止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不准通电话。大楼里2 000多人被命令原地等候询问和搜索。对于情节轻微者，立即启封其财物，当面点清，发还本人。至于证据确凿、破坏金融的银元贩子，则依法逮捕，238名首要投机分子被解送法院依法处理。这可以算是新中国被打掉的第一批黑庄、恶庄吧？唐万新、吕梁、朱焕良等人的前辈啊。

打击之后，市场一下子稳定了。股市、股票也一下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一去就是三四十年。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筹集了50万元资本。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行的第一只上市股票。可别小看了这50万元，其意义非同凡响：飞乐音响成为上海市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其股票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赠送时，邓小平告诉约翰•凡尔霖，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元，发行了3.3万股，凡尔霖是唯一的外国股东。也就是来自小平同志的这个典故，正式确立了“飞乐音响”中国第一股的地位。但坊间一直有声音说，最早发行的股票其实不是飞乐音响，而是其他股票，就其他股票究竟是谁这一点，又分别有“抚顺红砖”、“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之说。

有资料显示，“文革”后，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800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2 300万块的需求量。如果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 800万元。如何筹资呢？此时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行180万股股票来解决。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发行280万股股票。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市领导两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行股票之事。与会人员也表示同意，会上原则达成购股260万股。

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1月28日有200多家企业认购，280万股股票认购一空，大功告成。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砖股票没有上市。

此后全国各地又先后发行了成都工展股票（1980年4月，后改为蜀都股票上市）、深圳宝安股票（1983年7月）、北京天桥股票（1984年7月）和上海飞乐股票（1984年11月）。

现在再来翔实确定谁是真正的第一股可能意义已经不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第一股之争”这个现象，可以看到在这几年中，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抚顺都已经开始涌动股票潮。第一批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经胎动。

不算解放后的那些民国遗老遗少，新中国里最早惦记股市这档子事的，据现在的说法应该是王波明、高西庆这一干人马。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在1964～1975年，一直任我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波明小学时正逢“文化大革命”，只上到四年级，在社会上晃荡几年后，被分到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王波明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分校，随后赴美留学，命运从此改变。1987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王波明去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在经济研究部做经济师。

高西庆少时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铁路，打锤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学，学法律。1987年，美国股市“黑色星期一”，爆发大规模股灾，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但从历史的角度回味这次股灾，正是这次股灾吸引了更多国人关注资本市场，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中国股市。

这次股灾是从1987年10月19日开始的。上午9:30，纽约股市一开盘，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惊慌失措笼罩了整个纽约股市，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急迫到不计价格的地步。一直到休市，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了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天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了5 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目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8。美国股市暴跌，迅速蔓延全球。

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83.70点，跌幅为10.8%，创下了英国股市日最大跌幅。

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下跌620点，20日再跌3 800点，累计跌幅为16.90%。

10月19日中国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0.81点，跌幅为11.2%。

10月19日或20日，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了9.7%、11.8%、10.5%和12.5%。

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

经过10月19日、10月20日暴跌后，全球股市危机并没有结束。10月23日，心慌意乱的投资者又开始在外汇市场上抛售美元，抢购硬通货，造成美元大幅贬值。

10月26日，受美元贬值和周边市场股市暴跌不止的影响，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156.63点，跌幅为8.03%；日本日经指数下跌4.75%，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股市分别下跌7.0%、10.0%和10.1%。中国香港股市在被迫停市4天之后，26日上午11:00复市，积压数日的抛单汹涌而出，市场根本无法接单。至休市，香港恒生指数暴跌1 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纪录。

1987年10月，股灾造成了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 000亿美元，日本损失6 000亿美元，英国损失1 400亿美元，中国台湾损失320亿美元，中国香港损失300亿美元。这次股灾共造成世界主要股市损失达17 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3 380亿美元的5.3倍。

这次股灾让许多百万富翁一夜之间沦为贫民，也让不少人下决心离开股市去开创新的事业，现如今的地产巨富许荣茂就是如此。

现如今的众多地产大腕中，第一位接触股市的是许荣茂。与许荣茂的股市生涯相比，现在的杨百万、三湘股神都不过是小儿科。

20世纪70年代末，年近而立的许荣茂来到中国香港，身份是再普通不过的“打工仔”，什么行业都做过，长年累月的勤奋使他开始小有积蓄，但他并没有像李嘉诚那样，在这些一般性的行业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金矿。真正让许荣茂发迹的是股市。

据有人后来推算，许荣茂的第一桶金至少应该在5亿元左右，但许荣茂事后否认从股市上赚了这么多钱。许荣茂认为股市里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于是决定抽身做实业，把钱“固化”下来，以求更保险些。1988年前后，许荣茂在中国香港投资建纺织厂。考虑到内地成本低，他又把超过5家厂建到了内地，地点选在深圳和兰州，都做纺织和成衣，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

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87股灾”，1988年，许荣茂便脱离股海炒作，进军实业。由此推断，许荣茂不是自己在“87股灾”栽了跟头，就是眼看着周围的股友家破人亡，体会到了股市炎凉，所以才开始追求更“保险”些。

谁知十几年后，世茂系股票在市场上更是风生水起。以前炒别人的公司股票，现在让别人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对1987年刚刚打开国门的数亿中国人来说，“87股灾”不过是帝国主义投机分子自酿恶果的行为，有几人能解其中之意呢？

此后，高西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纽约股市暴跌。那天早上我到公司时快10:00了。到办公室一看，就像电影里一样，办公室的人一个个都那样，就像谁死了，我当时就有这个感觉。我问发生什么事了，我的秘书告诉我，股票市场垮了。我说怎么垮了，他说掉得一塌糊涂。对我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感觉。不像美国人，他的家产、所有的业务都在里面。对我来说，第一，我不愁工作，反正我干两年就回国了。第二，股票升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炒股票。我们事务所占了五层楼，所有的人，上上下下慌张得要命，办公室里谁也不说话。我去找自己的领头律师，结果人家一个个都觉得很紧张，觉得很不得了的大事情。所以我就揣了一个小照相机，跑到股票交易所去了。华尔街口上的那个交易所，停了大概至少有七辆电视台的那种大货车，上面有电视，摄像机就对着交易所楼上。为什么对着上面？等人跳楼呢。我的一个学长，法学院毕业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秘书长。后来我问他，他说，好些年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窗口封起来了，没有人能跳得下去。

街边上有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说什么样的话都有，有人说，世界末日到了，上帝终于开始惩罚这些贪婪的人。还有的人在讲，你应该把钱投资在你的灵魂里，而不是投资在这种市场上。讲什么的都有，有唱的，有说的，非常热闹。所以我印象很深，但觉得这是美国的万花镜，跟中国没有关系。

“黑色星期一”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七八点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是当时纽约总领事馆，就是中国总领事馆打来的。问我，这个事情会对中国怎么样。我说不会怎么样吧。他说能不能来谈一下，我问跟谁谈，他说总领事要谈。当时纽约总领事是大使级，级别很高的。我说可以啊。他说今天行不行，我说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行。他说那明天上午，叫几个当时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一起。我说那不可能，白天肯定不行，因为大家白天很忙的。最后约来约去定在第二天晚上。第二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去了，一看，一大屋子人。我以为就总领事一个人，除了总领事及商务经济方面的所有这些领导之外，还有中国当时驻纽约的主要机构，什么《红旗》杂志的、《人民日报》的，当时都在那儿。就这样，讲了一两个钟头，他们问问题。我们当时对于它可能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根本就没有概念，说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倒是有点概念。

后来我问领事馆的人为什么对美国股票的这次大跌这么重视。他们告诉我，美国股市暴跌以后，中央当天就来了密电，希望他们马上了解这个事情的影响。经过这次在领事馆的讲解之后，后来又去讲过一次。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我们组织了一次比较大的研讨会，有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中国在那边的机构，好几百人，在一个集体教室里听，大家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后来王东明，就是王波明的哥哥，给我们讲了一些国内情况，说国内有人也在考虑这些事，已经开始发行股票了，但没有交易所。结果王波明突作惊人之想，说，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他刚说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笑了，我说那可能还要很长时间。他说不一定。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结果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还真的有可能，我说那也可以试试，最后就决定多召集一些人，讨论这个事。（有删节）

仔细看这段历史，很有趣，是谁对87股灾投以了如此关注的目光，又是谁在国内考虑这些事呢？20年来始终成谜，但就是通过这封密电，高西庆、王波明、刘二飞这些中国股市的设计者，走到了一起。

尽管事后各界纷纷确认高西庆、王波明这些人是中国股市的创始人，但请记住他们的际会，不是偶然的巧合。国内早已有成立股市的需求和呼声了。

早在1984年，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经叔平就已经公开发表意见，建议开放股票市场。经叔平在经济界威名赫赫，解放前就在上海滩成名立万，1993年10月，年届75岁的经叔平在全国工商联“七大”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成为继陈叔通、胡子昂、荣毅仁之后的第四位主席。1995年筹建我国第一家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要入股对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董事长，民生银行当时的大股东有万通集团的冯仑、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泛海集团的卢志强、东方集团的张宏伟等，个个都是商界的一方霸主，而经叔平本人在民生银行里不持股，却能坐上中国首家民营银行的头把交椅，并享有投票权，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革的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商界大腕能在经老的旗号下团结起来，经老的号召力是不容置疑的。2009年，经老去了。

也是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1级、82级的研究生吴晓灵、胡晓炼（现在经济界的人士对这两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等20多人共同执笔撰写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研讨》，其中也提到了要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

产、学、研，海内外，大家都想到一起了。

1988年，36岁的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合伙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相约从纽约回到北京。他们回国的目标是：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两人相约，回国后干5年，如果干不成事，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那个夏天，一群30岁出头、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司女处长李青原的家里热烈地讨论，李家在北京城西的灵镜胡同，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大家常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细节。据记载，当时高西庆开玩笑说，以后交易所建起来了，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的那棵树在曼哈顿，1792年，纽约24个股票经纪人聚在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1988年3月，由王波明、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8人共同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5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中国拜访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你们有个纽约证券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1988年7月9日，北京万寿宾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牵头，王波明、高西庆参与，历时近1个月，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主要内容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朦胧出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周小川是这个整体框架的设计者之一，是《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

1988年11月9日，王波明、周小川等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内容，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关于新中国股市的建议终于进入了中南海。

20年前的讨论

此次汇报会上，高手云集，这些20年前说的话，到现在思量都很有意思，而中国股市很多基因性的东西，在此次会议中也初现端倪，比如交易秩序、企业质量等。

在此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项怀诚谈的问题很有前瞻性，他谈到了中国情况特殊，规范化的市场应该是好的企业上市，但我国则是买卖亏损企业，这正是中国能走的一步。在设计、创立之初，“价值投资”理念在中国股市似乎就被贴上了“血型不吻合”的标签。

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对股市的监管机制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周小川当时表示：市场管理与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要分开，中央银行是市场的操作者，作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本身出面不合适。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则疑问：以哪个交易所为中心？如北京。要不要成立国家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小组？是由体改委牵头还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

项怀诚则表示：目前还是体改委牵头为好！财政部一定参加。

这种关于监管机制的讨论，实际上牵扯到市场监管、企业发行、上市、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股市方向具有真正的决定性。

讨论归讨论，汇报归汇报，此次汇报会最终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操作方案。

1989年3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

“联办”成立之后没多久，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工作实际陷入暂停。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联办”工作的暂停，并没有阻碍中国股市的孕育、分娩，上海起锚了。

上海起锚

1989年2月，“上海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召集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单位开会研究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1989年12月，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在会上表示，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在此次会议上，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成立，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

也就是在1989年年底，北京“联办”正在和计划经济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共同调研全国主要城市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前景。“联办”理事长经叔平应召飞往上海，商讨建立证券交易所。最终“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决定让北京“联办”协助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两大力量正式会合。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筹建股市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据三人小组成员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回忆，朱镕基曾对他说过：你们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时任体改委副主任）负责，你们还在第二线呢。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中国香港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道：“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1990年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筹备进展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的四五月间。但1990年2月28日，朱镕基对此的批示是：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两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10月8日，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成立大会。时行市长朱镕基现场致辞表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它是我们把中央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三，它表明，我们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过程中，把发展金融事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利用证券筹措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股市的三重意义，值得股民细细玩味啊。

在上海人向全世界宣告成立证券交易所之前，深圳人已经悄悄起步了。

1989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成立，禹国刚、王健被任命为负责人。1983年，中国就曾选派了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禹国刚位列其中，在那个年月，国内受过系统证券知识培训的人屈指可数。但专业人士对交易所什么时候能成立没谱啊，其中牵扯的不光是专业问题。

禹国刚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实话，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够弄成，因为，我说过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首先，是政治上的风险，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谁都明白股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我们不知道这个事能否做成，更不可能去估计它什么时候能够开业，但是有一条，翻译这些东西，移植借鉴写成我们的法规，不断地讨论，这些都是我们夜以继日拼命在干的。”

不但开业的时间、工作的进程确定不了，交易所的名号也定不下来。

一开始，禹国刚他们筹备工作的时候，名称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到了1990年春天，筹备组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工作，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要给交易所改名，他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谁敢给你批啊，这个事没人敢给你弄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你如果同意，现在我就可以批给你，你回去马上可以运作。”

禹国刚说：“这到底是菜市场还是肉市场，那边挂个菜市场，这边挂个肉市场，我这叫深圳证券市场，跟它有什么区别？”

结果金建栋说：“老禹你不懂，我给你改这个名字，我马上就能批，回去马上就能运作，你运作起来了，以后做成了，你可以更名啊。”

筹备组听从了金司长的建议，更名了，后来，“深圳证券市场”名字又被换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终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先后被深圳市政府任命为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禹国刚曾经回忆道：“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问我，上海说自己是第一家，你说深圳是第一家，到底谁是第一家，我先给你讲一个1分钟的故事，中国生小孩先要有计划生育的出生证，如果拿这个比喻，上海证券交易所先拿，1990年北京先批了它，1990年北京也同意我，但是我比它晚拿了几天，要讲小孩，谁先呱呱坠地，深圳是1990年12月1日，上海是1990年12月19日，我比它早18天，要给我补这个户口，也只能从1990年12月1日算起，不能是其他的日子。”

中国股市风云录

当我们回首中国股市的风雨历程，那些人、那些事，或历历在目，或远如烟云。这些资本市场的经典瞬间，读罢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仍会重演，但历史不会简单重演，这或许正是资本市场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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