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小君（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是党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一个全新的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运用。

一

在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国家出现过高速经济增长，但一般都不超过10年。而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按照西方经济学逻辑，经济增长需要具备良好的初始条件，包括强大的综合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源等。中国却在当时并不具备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取得了快速发展，因此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仅仅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而没有得到生产率提高的支撑，所以这种奇迹只是粗放式的“数量型增长”。

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快速增长大多出现“经济起飞”阶段。国家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这样一个发展规律，即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往往需要追求一定程度的高速增长来实现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把国家经济发展分为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在发展程度较低时，选择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程度达到一定高度时，就会选择创新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增长符合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和质变的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更多表现为“规模扩张”和“要素驱动”。在“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具有人口红利，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增长导论》中提到，“如果经济基础因素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转向鼓励生产性活动，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的有效使用。”中国在不断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的同时，释放出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 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了经济超常持续增长态势。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已达到极限，依靠高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体制性的矛盾，质量问题就凸显出来，如资源和环境瓶颈的制约越来越突出；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递减；人口红利衰竭；相当数量的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等，这些负外部性使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二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与数量型增长阶段相比，高质量发展具有全新的特点：

主要矛盾的解决方式，从满足于温饱转向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速是关键。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向较高层次、较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反映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限制已从落后的生产力转变为低质量的发展模式，经济质量是关键。因此，必须以质量革命为主线，继续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供给能力和质量，努力满足广大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美好愿景与强烈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其本质内涵是一种能够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不谋而合。

资源配置方式，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是运用有限的资源形成一定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以及地区结构。在数量型增长阶段，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通常导致资本回报和劳动报酬的提高。因此，生产率趋同和提高的这个库兹涅茨过程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但由于价格机制调节产品和服务的供求分析是基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做出的，难以摆脱市场失灵困境。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的涌现和应用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使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也让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革，要素资源范畴进一步扩大，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演进。

国家治理方式，从数量型政策转向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无论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特征都应是社会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形式下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一般的物质属性，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且“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实践中，促进社会财富总量增加的政策体系却有很大的不同。在数量型增长阶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数量型政策，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体系不仅需要数量型政策，而且更加强调质量型政策。不仅需要短期政策来保增长和保就业，也更加强调通过长期政策来提升质量和效益，在这一政策体系中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等质量型政策的作用。因此，高质量发展更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需要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微观方面，要坚持市场标准，表现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系统化。在宏观方面，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效率标准，以创新为动力积极释放经济发展潜能。在中观方面，要坚持结构标准，体现为靠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来实现速度。

对外开放方式，从流动性开放向制度性高水平开放转型。上一轮开放，是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本质特征，主要是通过降低边界准入门槛以打通国内外市场，使商品及要素在全球市场充分流动并实现最优配置。在新一轮开放中，中国要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等规则层面深入融合全球化体系，通过“制度性开放”，进一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如果说，通过上一轮的流动性开放，中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狭义的经济要素，那么在新一轮的制度性开放中，中国能够在全球资源配置中获得规则、管理、标准等广义的经济社会要素。

来源： 光明网-理论频道

下文主要从贸易开放和投资开放两个维度寻找开放经济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长期增长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等都为老挝这样的落后国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学者们针对老挝和其他落后国家的赶超发展展开了丰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一、贸易开放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伴随着国际分工的问世，各个国家不再只专注于自产自销、发展国内贸易，而是积极加入国际交流，通过交换资源、产品、技术、劳务推动国际贸易的产生。

1. （新）古典贸易理论

（1）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最初由李嘉图提出，李嘉图在总结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后，一八一七年在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从个人角度出发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层面，阐释了国家间应该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即比较优势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李嘉图认为绝对优势理论中各国生产劳动成本绝对低的产品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即使两个国家相比，其中有一个国家在生产两种产品上都不处于有利地位，只要该国在两种产品中生产劳动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即选择对本国来说不利程度更小的商品，两个国家之间也可以开展国际贸易。

因为通过两国间的贸易交换，双方都能够比在本国生产时获得更多的产品，这样就能实现贸易双方共赢，进一步节约社会劳动。而由于老挝与中国存在一些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双方可以发挥在贸易往来和中国对老挝的投资中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共赢。

（2）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该理论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通过说明不同区域或国家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原因解释了区域部门存在专业化趋势。要素禀赋模型要求一国在进出口商品中也要遵循取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原则，因为这样能相对降低成本。

同时，如果该国出口本国相对优势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劣势的产品，对本国的生产结构也能产生相应的调整并对其进一步深化巩固，最终实现区域生产力提高的目标。以上两种理论都强调老挝要生产自身专业化程度高的产品，在满足老挝需求的前提下以产品盈余交换不存在比较优势的产品，最终达到双方共赢。

老挝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即基于两国不同比较优势展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对老挝而言，老挝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矿产品、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等资源型初级品；

而中国劳动力和资本相对充裕，老挝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成为两国经贸合作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2. 新贸易理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保罗·克鲁格曼领衔阐述了国际贸易中关于分工、贸易保护主义、最优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其中最富盛名的当属规模报酬递增主导的不同地区差异化产品的非完全竞争。

（1）产业内贸易理论

关于产业内同类产品贸易在这一理论下的不同国家即使在资本与劳动力存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会存在产业内贸易，即厂商生产的产品一定会是存在规模经济效益的差异化产品，更不必说消费者本身偏好的演进就会促使产业内贸易的繁荣。

当然，一国虽然减少了自身生产的商品种类，但是通过产业内贸易，又能够增加国内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种类，在这种背景下，一国专注于生产某种商品，对此种商品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和威尔斯提出的一种关于贸易结构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可以理解为产品在市场中的寿命。该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开发、引进、成长、成熟和淘汰五个阶段，也就是说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周期。

但是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存在差异，产品生命周期也存在着不同的发生时间和发展过程，这种时间的差异也进一步对国际贸易的方式产生变化。

弗农和威尔斯进一步指出，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中创新、成熟和标准化阶段存在不断更替的现象，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可以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变化，在关键时期引进外国转移出去的产业，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转移至老挝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借此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3. “不幸的增长”理论

不幸的增长，也被称为贫困化增长，由经济学家杰格迪什·巴格瓦蒂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不幸”表现在当一国生产要素增加促进产品出口时，该国的出口收入却反常减少。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便会出现“不幸的增长”现象：

（1）该国增加的生产要素用于生产主要出口产品；

（2）国外市场对该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甚至无弹性；

（3）该国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其供应量增长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不幸的增长”现象在理论研究界并不太流行，因此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这是由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一般出口初级产品，对国家贸易依赖性强。

虽然存在“不幸的增长”，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的贸易条件不时造成明显恶化，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通过国内生产增加也有可能弥补贫困化增长造成的损失。对此，老挝在发展过程中，要尽可能转变本国产业结构，避免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恶性后果，进一步通过对外贸易提升国内人均收入和福利效应。

二、投资开放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升老挝产业技术水平，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指通过潜在的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等因素促进当地生产力提高的技术扩散，最终为老挝经济的长期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简而言之，外商投资不仅会对内进行资本积累，对外也能提升生产技术水平。

1. 结构主义学派发展理论

以纳克斯、刘易斯、辛格、赫尔曼等为首的结构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创立了非均衡发展理论，首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发展中国家不适合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发展模式。

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不一定能适应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老挝要想突破发展瓶颈，需要重大的体制转变，与市场经济强调的调节不相容。

（1）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又称为两部门模型，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该模型假设由两个部门组成不发达国家：第一个部门是传统的、人口众多的农村部门，但是由于该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

第二个部门是城市中的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其存在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接受农村部门存在的剩余劳动力。该理论正视了现实中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外转移的现象，指出这是资源向更高效率部门转移的必然。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也印证了这一理论假说。

（2）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指出许多国家贫困陷阱的根源在于经济中存在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

发展中国家要想突围，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方式，在增加储蓄的同时扩大投资，但是由于其国内资本不足且没有创造资本的能力，因此老挝应该抓住机会，从国外引进大规模投资，形成各个行业之间的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以冲破恶性循环，实现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针对小国面临的贫困恶性循环问题，许多学者后来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看法，诸如来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赶超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过程是两种冲突力量（创新与模仿）的相互博弈过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常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抛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由于产品多样化（新知识）或产品质量提高可以导致收益递增，一些国家可能增长更快。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越高，他周围的人将越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 年的沉寂后得以复兴。由于他们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引入了技术创新的因素，得出了更加合理的结论，并使增长理论更好地与发展经济学融合起来。因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默，以表彰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

二、新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

新增长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各自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形式结构需要更充分的理论论证；②把中间投入的数量、种类、质量引入生产函数，而假设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不变，虽然是一种新的思维，但事实上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始终在变化；③制度的因素没有纳入定量分析中；④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增长理论虽在思想上有重要创新，但由于假设过多，引入了不容易测算的变量（如中间投入的种类、质量等），因而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贴合经济实际。

三、共协理论 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建华和姜照华所著的《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一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发展。

（1）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框架及建模方法。

从科技、人力资本与投资共协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报酬、资本收益、共协利益，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建模方法。并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推导出内生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给出均衡时的基本特点。

（2）在模型中包容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直接因素。

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问题，而且可以测算出经济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往的增长理论大多偏重于某个或少数直接因素。

（3）测算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建立起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公式。

基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这是一项国际上的重要突破，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实用的制度创新测算方法。

（4）若干国家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

在共协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芬兰这15 个国家的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附录），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定量分析的结果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从而验证了此书所建构的共协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

学者们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DSGE 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依旧存在如经济增长模型落后，模型组中缺乏创新驱动因素和结构转变因素等问题。此书把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创新驱动理论、结构改革理论和有关的金融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等结合起来，构建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构建整体的预期目标函数（效用函数），并把贝叶斯方法（后验均值）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先验值）等结合起来估计参数，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把DSGE 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5）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与结构改革的优化分析。

改革开放4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对此，此书从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视角进行DSGE 解释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双轨制的渐进的结构改革和不断增强的创新驱动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1953～1976 年，中国经济属于依靠劳动者-积累物质资本型的增长方式；1977～2000 年，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5.9%，这两项合计为66.3%，资本的增长成为第一推动力；2001～2017 年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合计为58.2%，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合计为33.3%，为投资驱动模式。

此书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降低杠杆率（负债/GDP）、抑制产能过剩、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新的见解。从此书理论基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对15 个国家的实证测算结果来看，共协理论既不倾向于资本决定论也不倾向于创新决定论，而倾向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劳动力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例如，美国自从1982年以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创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及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之和超过60%，因而属于创新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充分发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科技、制度以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协同作用，提高制度创新、结构转变、创新驱动和新的营商环境的推动作用，此书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摘编自《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第二版）序言，作者为金碚，标题和内容有调整。点击下面“扩展链接”可立即购书。欢迎广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投稿邮箱：。

Different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stress alternative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rincipal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include 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经济增长的其他原因。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包括:

1.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 Wealth of a nation determin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gold and running trade surplus 一个国家的财富由黄金的积累和贸易顺差决定。
2. Classical theory 古典理论 – Adam Smith placed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conomies of scale/specialisation) 亚当-斯密强调了规模收益增加的作用（规模经济/专业化）
3. Neo-classical-theory 新古典主义理论 – Growth based on supply-side factors such as labour productivity, size of the workforce, factor inputs. 增长基于供应方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劳动力规模、要素投入
4. 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 内生增长理论 –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uman capital and rat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经济增长速度受到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速度的强烈影响
5. Keynesian demand-side 凯恩斯的需求方 – Keynes argued that aggregate demand could play a role in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hort and medium-term. Though most growth theories ignore the role of aggregate demand, some economists argue recessions can cause hysteresis effects and lower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凯恩斯认为，总需求可以在短期和中期内发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尽管大多数增长理论忽略了总需求的作用，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衰退会造成滞后效应，降低长期经济增长
6. Limits to growth 增长的极限 – From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some argue in the very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will be constrained by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global warming. This means that economic growth may come to an end – reminiscent of Malthus theories.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一些人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将受到资源退化和全球变暖的制约。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能会结束--让人想起马尔萨斯的理论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Popular at the st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ercantilism isn’t really 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but argued that a country could be made better off by seeking to accumulate gold and increasing exports.

重商主义在工业革命初期很流行，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增长理论，而是认为通过寻求积累黄金和增加出口，可以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好。

Classical model 古典模式

Developed by Adam Smith in Wealth of Nations (1776), Smith argued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which enable increased economic growth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提出，斯密认为有几个因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1. Role of markets in determining supply and demand 市场在决定供应和需求方面的作用
2.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ur. Smith argued income per capita was determined by “the state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labour is applied in any nation” (Wealth of Nations I.6) 劳动生产率。斯密认为，人均收入是由 "任何国家运用劳动的技能、灵巧和判断力的状况 "决定的（《国富论》I.6）
3. Role of trade in enabling greater specialisation. 贸易在提高专业化程度方面的作用
4.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 e.g. specialisation we see in modern factories and the economies of scale of increased production 规模收益递增--例如，我们在现代工厂中看到的专业化，以及产量增加带来的规模经济

Ricardo and Malthus developed the classical model. This model assumed technological change was constant and increasing inputs could lead to diminishing returns. This led to the gloomy predictions of Malthus – that the population would grow faster than the world’s capacity to feed itself. Malthus under-predicted the capacity of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to increase food yields.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建立了古典模型。这个模型假设技术变化是恒定的，增加投入可能导致收益递减。这导致了马尔萨斯的悲观预测--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世界的供养能力。马尔萨斯对技术改进提高粮食产量的能力预估不足。

Neo-Classical model of Solow/Swan 索洛/斯旺的新古典主义模型

The neo-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suggests that increasing capital or labour leads to diminishing returns. Therefore, increasing capital has only a temporary and limited impact on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s capital increases, the economy maintains its steady-stat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加资本或劳动会导致收益递减。因此，增加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只有暂时和有限的影响。随着资本的增加，经济会保持其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To increase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olow/Swan model we need 为了提高索洛/斯旺模型中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需要:

• An increase in proportion of GDP that is invested – however, this is limited as higher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leads to diminishing returns and convergence on the steady-state of growth 增加投资占GDP的比例--然而，这是有限的，因为较高的投资比例会导致收益递减和向增长的稳定状态靠拢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ch increases productivity of capital/labour 技术进步，提高资本/劳动的生产力

It suggests poor countries who invest more should see their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 with richer countries. 它表明，投资较多的穷国应该看到他们的经济增长与较富裕的国家趋同。

Criticisms of this neo-classical (Exogenous model) 对这种新古典主义（外生模式）的批评

• It doesn’t explain why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investment as % of GDP 它没有解释为什么各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不同
•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don’t attract higher levels of investment because of structural problems such as corruption, lack of infrastructure.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性问题，如腐败、缺乏基础设施等，无法吸引更高水平的投资
• It doesn’t explain how to improve rate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它没有解释如何提高技术进步率

Harrod Domar model – Savings Ratio and Investment 哈罗德-多玛尔模型--储蓄率和投资

The Harrod-Domar model is a type of neo-classical model. It states growth rate depends on a function of the savings rate.

哈罗德-多马尔模型是一种新古典主义模型。它指出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的一个函数。

Some growth theories place a large emphasis on increasing domestic savings. Savings provide the necessary funds to finance investment. It is this investment which creates further growth. Thi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behi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一些增长理论非常强调增加国内储蓄。储蓄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来资助投资。正是这种投资创造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一直是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However, it depends on how efficient the investment is. If savings is too high it leads to lower growth because people cannot afford to consume.

然而，这取决于投资的效率如何。如果储蓄太高，就会导致增长下降，因为人们无法负担消费。

New Economic Growth Theories (Endogenous growth) 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性增长）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developed by Paul Romer and Robert Lucas placed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concept of human capital. How workers with greater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an help to increase rate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由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开发的内生增长模型更加强调人力资本的概念。拥有更多知识、教育和培训的工人如何能够帮助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

They place greater importance on the need for governments to actively encoura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y argue in the free market classical view, firms may have no incentive to invest in new technologies because they will struggle to benefit in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model

他们更加重视政府积极鼓励技术创新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在自由市场的经典观点中，企业可能没有投资新技术的动力，因为他们将在竞争性市场中难以获益。该模式

• Places emphasis on increasing both capital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强调提高资本和劳动生产率
• States that increasing labour productivity does not have diminishing returns, but, may have increasing returns 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会有递减的回报，但可能有增加的回报。
• They argue that increasing capital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diminishing returns as Solow predicts. They say it is more complicated; i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capital investment. 他们认为，增加资本不一定会像索洛预测的那样导致收益递减。他们说这是更复杂的；它取决于资本投资的类型。
•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spillover benefits from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知识型经济的外溢效益的重要性增加
• Emphasis is placed on free-markets, reducing regulation and subsidies. The argument is that we need to keep economies open to the forces of change. 强调了自由市场，减少监管和补贴。其论点是，我们需要保持经济对变革力量的开放

Joseph Schumpeter argued that an inherent feature of capitalism was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 allowing inefficient firms to fail was essential for allowing resources to flow to more efficient channels.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特征是 "创造性破坏"--允许效率低下的公司倒闭，对于让资源流向更有效的渠道至关重要。

Unified growth theory 统一增长理论

Developed by Oded Galor, unified growth theory tries to combine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of economic growth 由Oded Galor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试图结合经济增长的许多不同因素

• Economic stagnation that characterized most of human history until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纪前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经济停滞现象
•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economic growth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的开始
•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人力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Explaining divergence in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解释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

Economic Growth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Other theories have been suggested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martya Sen and Joseph Stiglitz. 有人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其他理论。Amartya Sen 和 Joseph Stiglitz。

The Malthus Predictions 马尔萨斯的预言

It is argued that economic growth may have limitations caused by lack of raw materials, climate change and overcrowding. Given the failure of T.Malthus predictions to come true, these theories are often rubbished. Nevertheless, there may come a time when growth is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可能会因为原材料的缺乏、气候变化和过度拥挤而受到限制。鉴于马尔萨斯的预测未能成真，这些理论经常被驳斥。然而，可能有一天，增长会受到环境因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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