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要成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就要盯住一篮子大宗商品的价格，而非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尤其是对于美元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基础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利率。这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于今年5月底已超过3.1万亿美元并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带来巨大挑战。如果这一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将大幅推高相关国家的通胀水平，导致美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为此， 人民币逐渐摆脱美元的控制并逐步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已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在整个21世纪最初的十多年时间，由于西方一系列“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量地急于寻找安全投资的资金转向中国。中国1997年以后连续4年萧条陡然在2002年进入复苏，2003年变成FDI（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的国家。就在中国遭遇危机和萧条的压力下，突然发生西方资本流向中国。同期，也导致中国大规模“对冲增发”本国货币，致使主权货币由此而逐渐演化为外储货币。在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我国事实上形成了“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发行和地产资本扩张的制度性关联，已经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会削弱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被动“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等。货币发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这一对冲政策直接导致人民币超发，央行在一边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对冲美元，而另一边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收回流动性，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的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的流通现金，而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我国整个货币发行依据基本都是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保证，我们称之为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阴差阳错之下，新旧中国都走到了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主，作为本国货币发行依据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所谓的对冲型货币政策（对冲的纸游戏）。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坚持本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像是，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

那有没有一种策略，能够根据当下及未来的市场宏观环境，在股票、债券、商品、货币等多个品种间多向交易、进行灵活穿梭，在追求收益的同时降低整个组合的波动率呢？

面对相对衰落，国家应采取何种对外政策？衰落国的策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崛起国未来意图的认知。衰落国更愿意迁就具有良性意图的崛起国，而有强烈的动机反对意图改变现状的敌对崛起国。衰落国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从崛起国当前的行为中准确地推断出其未来意图？文章提出了一种示善信号背景下的权力转移模型，其中衰落国并不确定其偏好是否与崛起国相一致。该模型显示，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衰落国可以通过采取有限遏制的“对冲战略”，引出崛起国未来意图的相对可信信号。即使在大规模的权力转移与高度初始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合作信号释放的信息也能消除衰落国将有限对冲升级为全面预防性战争的动机。乐观派与悲观派长期以来就示善的有效性存在争论，而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解决这一既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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