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案件的定性进行辩护，从而降低量刑甚至做到无罪辩护。最常见的将盗窃变成侵占、将抢劫定性为抢夺。在债券市场中同样可以做到该效果，本文分析一下。

《证券投资基金法》第87条、第91条，关于禁止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的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为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故，清融信深圳公司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并不属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而应当由行政机关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实际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督局已于2017年对清融信深圳公司作出35号《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进行了相关的行政处罚。

虽然在基本的债权代持交易模型中，仅涉及实际持有人和代持方两方，看起来结构清晰明了。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债券代持所涉及的交易主体往往相当复杂。在主体方面，就有债券发行方、指定资金提供方、持债通道方、受托管理人、投资顾问等相关机构。如果不能清晰界定各方主体在交易中的地位，合规风险管理对各交易主体的要求，最终承担责任方是否适格等问题，在发生纠纷后，任何一个主体资格及责任承担问题都会成为争议解决的焦点、难点。

（以下无正文）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曲某作为非合格投资者，与孟某签署的《基金代持协议》是否有效？法院认为：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在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2017年以来，多个监管政策密集发布，债市行情也是“阴云密布”，那么，上述通知出台后是否会对债市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对债市整体影响有限。”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认为，此前市场对主要监管措施已有预期，如代持业务在国海证券“萝卜章”事件以后便已开始收缩，目前仍在做的多数已符合监管要求。据海通证券初步测算，对于杠杆率方面的要求，目前多数机构也已满足。另外通知要求设置了过渡期，而回购、代持等业务一般期限较短，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整改，没有快速去杠杆的压力。

摘要：

一些机构通过代持业务在表外反复加杠杆，实际持有大量的债券。而在债券市场持续下跌的情况下，这些表外交易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不能在财务报表中体现，对于上市的券商来说，是否涉及信披问题？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前述券商机构人士笑而不答。

●2013年 武昌鱼公章伪造事件，更让人唏嘘。其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遭伪造。据当时媒体报道，这一伪造公章事件的背后，则是两家公司对估价40亿元的写字楼产权的争夺。

（一）特定对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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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实际上，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也有质押式回购交易、买断式回购交易。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认为，2017年政策层面对于债市的影响显著，2018年“去杠杆”仍将是金融市场政策层面的主要目标，去杠杆过程的具体路径将是影响2018年债市的主要因素，且完善“双支柱”将是达到去杠杆目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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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银行人士表示，质押式回购交易和买断式回购交易有标准的流程，对交易对手、标的券都有限制。但最根本的区别，还是回购交易是表内的标准化交易，而代持则是表外的非标准化交易。也就是说，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上的回购交易会体现在表内；而被代持的债券在代持期间不会体现在发起代持机构的财务报表上。“如果体现的话，还进行这种交易干嘛？”

由于过去数年一直处于债券牛市当中，很多“胆子大”的债券交易员都在试图用他人代持的方式变相放大杠杆，从而获得超额收益，拿到了金额丰厚的奖金。

传闻事件中的另一方，廊坊银行对此事件予以否认。其于14日晚间公开回应称，“该传闻属于谣言，廊坊银行与传闻提及的国海证券无任何业务往来，不存在传言中所谓的债券代持业务。”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表5： 2017年主要金融监管政策-银监会为例

案件的定性对于刑事辩护非常重要，有可能决定了轻罪与重罪，也有可能决定是否无罪。辩护律师面对这些问题时候如何选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

而相比于券商自营和部分中小银行，多位业内人士认为302号文对保险资管的影响比较中性。“一方面，大部分险资在投资债券的过程中，做波段交易和债券代持比较少，杠杆率也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资产端久期相对较长，整体来看，保险机构需要面临的挑战也相对较小。”

设立递延发放机制，主要是为了应对交易员过分注重考核期的短期业绩，从而忽视长期风险的问题。如果采取一次性发放方式，交易员会倾向于持有高风险高收益资产，从而在较短的考核期内达成高收益获得个人奖金，这样会诱导交易员放弃对风险的警惕，也可能导致交易员对长期风险视而不见。

常态的债券交易逻辑中，杠杆方通过买断债券然后再卖出回购的方式获取负债资金，接着再以融入的资金再次买入债券、卖出回购，滚动操作。有限的资金规模被不断放大，如果交易双方能够较好的遵守会计准则以及一行三会等部门下发的有关买断式回购与质押式回购相关会计处理要求的规定，那么，债券交易的加杠杆水平将会被有效识别、监控、处理。但，实际交易中，基于上述几种制约 ，以卖断+远期回购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的债券“代持”业务广泛存在。这种存在满足了卖出方转移资产、买入方买入现券进行质押的多方需求，两者在回购期间均可以用获取的负债或现券进行再次交易，扩大资产负债规模，同时又能不至于过度降低资本充足性。这种模式存在的形式，以线下兜底回购协议或口头协议为代表。在正常的市场和信用环境中，如果债券价格的波动趋势性较强，卖出方的判断较为准确，那么“代持”便会得到正常的履约。而一旦，债券价格出现剧烈下滑，卖出方难以承受亏损，便会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2016末出现的国海代持违约事件，正是市场波动导致的风险典型。

（一）存款类金融机构（不含开发性银行与政策性银行）自营债券正回购资金余额或逆回购资金余额超过其上季度末净资产80%的。

前文的分析表明，“代持”产生的动机是不纯粹的，规避监管、逐利性、美化报表为其三大核心主观动机。其背后潜伏的必然是监管或市场不能通过公开数据识别的风险累积。我们将这种风险大致分为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合规风险与监管决策风险。

债券交易包括现券买卖、债券回购、债券远期、债券借贷等符合规定的债券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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