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三角”理论是保罗克鲁格曼提出来的一个经济学理论，指的是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出现。

这里面有三层含义：

为遏制高通胀，美联储历来不惜激进加息，任由经济陷入衰退。归根结底在于美国具有快速转嫁危机走出衰退的手段。通过激进加息引爆衰退，包藏了美国利用美元霸权等“排毒工具”加速对外转嫁危机的算计。

在对“延迟退休”恐惧的背后，是年轻人对衰老的恐惧。

分析人士指出，在党争极化等制度弊端作用下，美国不断释放“政策毒药”，放大经济衰退风险，推升全球通胀，扰动金融市场，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祸害世界经济。

83岁的田代先生，年轻时是啤酒公司的职员，40岁时辞职创业，打算开一家自己的啤酒店。但随着日本经济大环境的下坠，店铺果不其然破产倒闭了。

克鲁格曼周六在推特上写道，“更多的证据表明，租房市场正在迅速降温。”他指的是租赁平台Zumper的10月全国租金报告，根据该报告，9月至10月期间，在全美100个最大城市中，有61个城市一居室和两居室的租金中位数出现了下降。

60岁的大林每天要在卖场里站7-8个小时，一天的报酬8000日元（约合400人民币），而且日结工作经常会被公司取消，非常不稳定。大林这样的收入在高物价的日本来说，也只能果腹而已。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口，有一句著名的标语：“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

日本经济迅速在战后崛起，用制造业和汽车征服了全世界。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要在十年内将国民收入翻番，并在七年后提前完成目标。整个1960年代，日本家庭的生活水平急速向欧美靠拢，经济一片蒸蒸日上。

在基金投资的“不可能三角”里面，高收益、高安全性、高流动性，这三个目标至少要放弃一个，才能得到剩下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这是客观事实，转换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需要舍弃精神，要舍弃最不看重的，然后才能得到自己最看重的。

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美国为应对本国产业困局，变着法搞贸易保护主义，人为提高贸易成本，恶化国际关系。

还记得小时候看《东芝动物乐园》，年老的雄狮会被队伍抛弃，在荒凉的野外独自活着，甚至连鬣狗都敢上来咬掉他的鬃毛。

开放经济的“三中择二”

“这背后，是蒙代尔更愿站在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等角度思考货币制度。他坚信一个最佳的货币制度安排，应该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体系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让各个经济体能安心专注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是担心货币异动风险与金融危机吞噬自己辛苦积攒的财富。”前述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经理指出。因此蒙代尔坚信，相比浮动汇率制度，固定汇率制度能更有效地降低经济体系不确定性风险，驱动人们安心工作创造财富与社会价值。

没有父母的菅野小姐，为了凑齐自己大学4年的学费与生活费，白天打工的钱远远不够，最后只能在夜晚从事风俗业。

“至今，欧洲央行仍然不得不采取QE政策购买大量高负债成员国国债以缓解它们的债务违约压力，但这令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很大程度受到这些国家债务问题掣肘，缺乏足够的弹性与独立性，很大程度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欧元的信心。”他向记者表示。但这不是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疏漏，而是过去30-40年欧洲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高额福利制度、民粹化等社会问题正迫使越来越多欧洲国家被迫大幅举债延续社会经济稳定，无力兼顾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让欧元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欧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凝聚力。

三年前，有一篇名为《中国农村老人的非自然死亡》的报道。当时有这样一则新闻，陕西靖边的一位男子，将79岁的母亲拉进废弃墓坑活埋，儿媳发现后报警，尚未咽气的老人三天后被救出。

瑞士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 2016》指出，世界上1%最富裕的人拥有世界上50%的财富。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群独占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底部 9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贫富悬殊愈演愈烈。

时代财经：市场目前在密切关注各国央行的加息节奏，是否可能给新兴市场造成“缩减恐慌”？

依照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三者之间，只能两两成立。换言之，三角形的三个角点只能三选二，而不能同时存在。如要保持汇率稳定同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丧失，如中国香港实行的货币局制度。如果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资本自由流动，汇率必然应是浮动的，如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安排。

（作者为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编辑：袁满）

在美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央行。整个货币政策受制于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动发行数额巨大的央票，成为人民币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实际上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企，另一方面生产过剩，通胀与通缩同时存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反大于欧美，也说明了当前的货币体系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回望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体制模仿和经济追赶，而需要体制创新。“一带一路”中国倡议的共建、共商、共享，进而达到共赢的新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并写入2017年9月11日联合国第71届大会《联合国关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决议》。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跃上新台阶，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使经济体制更加成熟化，使经济机制更为细腻化，使国家治理更加现代化。以自身的体制创新引领世界潮流。

例如，巴西保持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牺牲汇率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大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对资本流动实行管制。

责编：吕江涛

管涛：去年，CPI、PPI的基数比较低，央行在去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预见到了CPI在今年年初因为基数原因是负增长，PPI因为基数原因是正增长。但同时央行强调，较长的一段时间，国内既没有通缩、也没有通胀的风险。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Gita Gopinath）。与雷伊从国际金融角度发起的挑战不同，戈皮纳斯专注的是国际贸易。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假定国际贸易以生产者价格定价，即出口国本币定价，而该价格粘性，不轻易发生变化，所以以本币标价的出口价格一般不变，全靠汇率变化对冲外部冲击。而以戈皮纳斯为代表的一批新的实证研究则发现，国际贸易不仅主要以主导货币即美元计价，且该美元计价相对于汇率变化不敏感，所以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而言，本币贬值并不增加出口，升值也不减少进口，汇率变动无法减缓外部冲击。该理论虽不否定“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但却使汇率浮动的收益大打折扣。它同时也表明，对一国（如中国）靠压低汇率以获取贸易顺差的指控完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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