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通讯员：杨文远

　　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

[29]《明史》卷80《茶法》。

连云港：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提出以来，连云港港口集团便提出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平台”的发展目标，加快中哈物流堆场、霍尔果斯物流场站等项目的推动，加快港口信息化管理的建设，完善口岸公共信息平台服务功能，为畅通新亚欧大陆桥运输，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平台提供有力支撑。

[26]《明史》卷80《茶法》。

陈诚，江西省吉水县高坑人，生于1365年，卒于1458年。一生曾四次远使西域，3次到达撒马儿罕及哈烈一带。[1] 《西域行程记》即作于永乐十二年他出使哈烈的途中，这是他的旅行日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他自肃州出发一直到哈烈的具体行程以及沿途的气候、地理、风俗民情，“是明代初期关于中亚形势最重要的资料”。[2] 原书已失传，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吴兔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书俱作3卷。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北平图书馆才从天津李氏藏书中收得《独寤园丛抄》4种，1册，内有一种即为《西域行程记》，此即为传世之抄本。[3] 此本虽不为原本，然我们可借此览见原本之概貌。此书于1936年被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影印出版。

陈诚东返后不久，波斯方面的沙哈鲁王也向中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这个使团是由沙哈鲁王首先发起的，他的首席代表是沙的·火者，当这个使团行到撒马儿罕时，其长子兀鲁伯·曲烈干、次子阿不勒法特·亦不刺金、三子米尔咱·贝孙忽儿、四子苏玉尔格特迷失、五子穆罕默德·术克也派出了各自的代表，组成了数百人的庞大队伍，其中一位比较著名的人物盖耶速丁是当时有名的画师，他作为沙哈鲁第三个儿子见孙忽儿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出使，他奉贝孙忽儿之命，用日记形式记下了出使的全过程。不久，沙哈鲁的宫廷史学家哈菲兹阿不鲁把它润色后收进了他的《历史精华》一书中，随后阿伯特拉柴克又从他那里转录，稍加节略收进他的《沙哈鲁史》。法人郭特梅尔根据阿伯特拉柴克的本子译为法文，英人亨利·玉尔再据法文译成英文，张星烺再从英文译成中文，发表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934年，拉合尔的麦特列据《历史精华》将盖耶速丁的著作译为英文，1981年何高济据此英译本将之译为中文出版，此本要比前面的本子稍全面一些。我们在此即根据这两个版本来探求沙哈鲁使团的行经路线。

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沙哈鲁所派使节沙的·火者一行离开了首都哈烈城，经八里黑抵达撒马儿罕，稍事逗留，待第二年二月继续前进，经达失干、塞蓝，绕过亦息渴尔，沿着衣烈河的支流特克斯河进入了裕勒都司平原的西北部，跨过了天山，终于于1420年7月11日抵达吐鲁番，在喀喇和卓受到了中国官员的欢迎。接着他们开始向柯模里（哈密）进发，于8月2日抵柯模里城，然后经柯模里，横穿大沙漠，在玉门接受了中国官员的稽查后，继续东进，经肃州、甘州、胡思纳巴德，[4] 渡黄河，于12月3日到达真定府，14日到达终点北京城。沙哈鲁使团队伍庞大，历时年余，跋涉一万多里，并有人专门将沿途所过地方的见闻、民俗、地理加以记述，为中西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中西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多种意义上说，它与陈诚的西使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与陈诚、盖耶速丁使团的出使相比，鄂本笃的出使规模及性质与前二者大不相同。从规模上说，前二者都有数百人之多，队伍十分庞大，而后者只有其本人和一个仆人亦撒克，其余的均为路上相遇的同路人；从性质上说，前二者均具有商业性质，此外还肩负着加强中波两国相联系的政治使命，而后者则仅仅是为了传教。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轻视鄂本笃之行记的价值，最起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在明代的中亚和新疆还有一条不同于以上二者的另一条道路，并且还可以从他的行记中看出这条道路在当时繁荣昌盛的大致概况。鄂本笃在出使中国的途中及时地记了日记，不幸的是，他到肃州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未能实现其到北京传教的宿愿，就于1607年病逝于肃州了。他的日记大部分散失，仅留下很小一部分。后来，意大利人利玛窦根据这些残留的日记和鄂本笃的仆人亦撒克的口述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5] 其后由法兰西人金尼阁存录于《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张星烺据亨利·玉尔英译本译为中文收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依据张星烺先生的译文，我们可以按图索求鄂本笃的出使路线。

鄂本笃于1602年（万历三十年）10月31日从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出发，于12月8日到达陪都腊和儿，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得力的仆人亦撒克。在他来之前，腊和儿已聚集了大批欲往喀什噶尔的商人，鄂本笃顺便与他们同行。1603年1月6日，他们离开腊和儿踏上旅途，经阿塔克（阿托克）、配夏哇（白沙瓦），沿着喀布尔河谷进入可不里城（喀布尔），恰遇喀什噶尔王之妹自麦加（实为麦地那）还国，道经可不里，于是鄂本笃即与之同行，经八鲁弯、塔里寒东进，越过帕米尔高原经撒里库尔（塔什库尔干）、鸦儿看（今莎车）、阿克苏、库车、察里斯（焉耆）到达吐鲁番。他从印度至此一段大体与玄奘东返路线相同，此后，他又沿着陈诚使团、沙哈鲁使团走过的路线经哈密嘉峪关，于1605年底到达肃州，第三年他就病死在这里。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明与西域的政治、经济往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祖国内地与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频繁，尤其在永乐年间，明成祖“锐意通四夷”，[6] 使明朝与域外各地的联系空前加强。当时彼此之间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朝贡”与“回赐”的形式。西域各地不断地派出庞大的使团向明政府朝贡，明政府也以回赐的方式赐给西域诸国各地内地所产物品，这种规模是相当大的。西域诸国的贡使人数常达几百人之多。如沙哈鲁使团的贡使就有500多人，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7] 明朝的使臣西使其规模也是很大的，去时还带有大量的物品。

据载，陈诚每次出使都携带大批白金、磁器、文锦、纱罗、绢布赠送西域沿途各地王廷，而这些地区的使臣在随同陈诚朝贡时，也常带大量的玛瑙、马匹和当地土特产品。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有290人，贡马3500百多匹及貂皮、硇砂等物，明政府回赐的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8] 当时的明政府是欢迎外国前来朝贡的并且屡派使臣，“招来四夷”，[9] 而西域诸国也是乐于朝贡的。当时就明政府而言，除了希望获得西域诸国朝贡来的马匹及当地的土特产品外，更重要的是想利用这种手段来羁縻诸国，使“远方万国无不臣服”。[10] 与之不同，西域诸国则侧重于它的经济利益。他们朝贡的经济目的有二：一是向明政府进贡的物品都有一定的价格，可以得到相应的回赐，此外明政府还要另外给赏，哈密、吐鲁番、火州的头目还经常指名“乞讨”所需物品，结果“其获利百倍”；[11] 二是利用朝贡的机会携带各种土特产品到内地贸易，明政府“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 [12] 朝贡所得回赐物也可以随便出售，[13] 允许贡使在进京以后，于会同馆开市五日，“许官民各色铺行人等持货入馆，两平交易”。[14] 有时还允许西域商人沿途在河西的甘州、肃州、临洮及北京买卖、定居，使西域商人遍及西域、河西及北京一带。比较典型的是甘肃的肃州，当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居支那人，另一部分则为回教徒所居，这些回教徒“皆来自西域喀什噶尔等地，专业营商，多有在此娶妻生子者，家室缠绵，因贸于此，不复西还，遂籍入土人之列”。[15] 西域的朝贡使臣中有许多完全是为了贸易而来的，正如礼科给事中黄骥所言，“西域使客多是商贾，假进贡之名，籍有司之力以营其私”。[16] 可见，当明的朝贡具有明显的官方贸易的性质。

[33] 西域诸国对中原地区的丝绸历来就特别感兴趣。“很明显，对内亚诸国来说，丝绸是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中国礼品”。[34] 永乐年间，哈密向明“进贡”，明政府回赐的物品除3.2万锭银两外，尚有“文绮百匹，绢干五百匹”。[35] 正统十二年，瓦剌“来贡”，明政府一次就回赐“彩缎表里、布帛共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五匹”。[36] 西域诸国每次到内地的商人带回的货物都有大量的丝织品，可见西域与内在有明一代的商业往来之繁盛。为了更直接地说明明代内地与西域商业往来的盛状，笔者根据《明实录》、《明史》、《明会要》、《国榷》等有关资料，对西域诸国的朝贡年代，次数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统计数字中不包括国别不详者），简列下表：

按陈诚行记所载，他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营住1日，“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约行五十余里，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帐房处安营，马哈木王遣入来接，住一日。十九日，晴，明起，顺河西下，行五十里，近马哈木王帐房五、七里设站舍处安营，住十二日。”文中的孔葛思即今坎苏；忒勒哈刺，今名阿勒马勒，西距新源县城60里左右，正好与上文所载相同，故当时的马哈木王帐房就在今新源县治附近。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陈诚出发时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马哈木的具体住址，直到崖儿城才听说“马哈木王见居山南”，于是分两路去找，终于在巩乃斯河畔找到了马哈木王。陈诚的行记第一次告诉我们，在阿力麻里与吐鲁番之间还有一条不同于北道的道路。可以说，这是陈诚一行首先“开通”的。虽然这条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着，但它并不为人知晓，此时开始进入史册，这不能不说是陈诚一行对我国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的一个重大贡献。此外，宋元以来，汉唐时代十分繁荣的丝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直到明代，这条古老的丝道才又重新活跃起来，明朝进西域者有赖此道，西域朝贡者亦赖于此道，所谓“诸番入贡者众，皆取道哈密”[44]之载就反映了明代这段丝路繁荣的影像。这是明代对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贡献。

[1] 拙作：《关于陈诚及其西行的几个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21～25。

[2] 莫里斯·罗萨比：《明代到亚洲腹地的两位使者》，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3] 向达：《〈西域行程记〉跋》，《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2卷3期，页113。

[4] 张星烺先生疑为兰州，是也。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97页。

[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444页。

[6]《明史》卷304《侯显传》。

[7]《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8年，第293页。

[8]《明太宗实录》卷216。

[9] [明]马文升：《兴复哈密记》。

[10]《明史》卷333《于阗传》。

[37]《马卫集论中国》，中译文载《中亚历史民族译丛》第一集，（1985年）。

[38] 载《北亚细亚学报》第二辑（昭和十八年十二月）。

[48]《明英宗实录》卷225，第4891页。

上一篇：股指合约交割结算价(股指期权交割时间)

下一篇：农产品现货交易技巧(黄金现货交易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