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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一味解药

近期，国家颁布了推动县域城镇化的相关意见，并指明了相关路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关注多，争议也多。在与许多朋友的交流中，包括一些文章的互动留言中，笔者就发现人们普遍还不太理解，譬如：

城镇化不是城市化的倒退吗？

多年发展，县城应有尽有，继续加码，不是重复建设吗？

尤其是房地产，现在还大量过剩，还怎么消化？

县域普遍财政困难甚至债台高筑，搞县域城镇化的钱哪里来？

资金投到集成度、效率更高的大中城市、发达地区才对，继续投到分散、低效的县域，不是更加违背经济规律吗？

……

这些疑问，确是事实，但同步反映着，人们普遍还在用固化思维看急剧变化的大环境。这个集体性的思维固化，才是问题所在。

笔者曾是房地产从业者，在北上广都工作过，后长期研究乡村振兴，深感在宏大的城市化与广阔的乡村振兴之间，一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那就是县城内卷与乡镇衰败。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化——乡村振兴”之间转了一圈，碰了壁，重新想起来，通过县域城镇化激活县域经济、融合城乡，正恰逢其时。

所以，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经济增长压力，新型县域城镇化，意义重大。

为什么？

上面的疑问，反映着，人们还是习惯用城市化、工业化、房地产式的思维来看县域。

的确，工业化+房地产（资产化）+城市化是过去二三十年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核心组合。但今时不同往日，这个“老组合”出现了新问题，没有那么灵验了。其原因，通俗来说（“民间观察派”，非学术标准），就是从制造业、房地产，到劳动力，到资本都出现相对过剩，以往的“规模红利”逐渐累积为内卷压力，并尾大难掉。

向外扩展受阻，只好向内挖掘新方法——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内循环、乡村振兴，以及县域城镇化等新思路的根源所在。继续用“老组合”看新思路，当然要不理解，乃至感到委屈。

清华大学教授鞠建东团队也研究认为，经过40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已基本完成。除了“世界工厂”地位的早早确立，另一个关键标准是劳动力就业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已基本完成——我国青壮年农民已整体转向工商服务业就业，工业企业对新增就业的吸纳能力基本停滞。

以2018年——外部卡脖子，内部许多传统产业达到巅峰期并开始衰退——为分水岭，中国经济正从工业化进入知识化时代，发动机也需要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装配，转换成创新、高科技服务、知识服务。

目前，一线城市已基本实现这种转换，并伴随着对“非高端人才”的内卷、挤出，二三线城市正处于转换之中，伴随着明显的高科技、人才争夺战。而以县域为代表的广大地区（城市化了的“百强县”除外），则远远落后。

显然，只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升级，远远支撑不了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譬如，支撑中国制造业“世界工厂”地位的，早已不是大城市，而是分布于中国2843个县级行政区域上的，众多县（区、乡）域工业园、产业园、开发区等。这些县域，至2020年底，占国土面积的90%，全国经济总量的约41%，全国人口的约63%。

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要整体转型、升级，要走共同富裕之路，除了以大城市为主要阵地的科技、创新拉动，也要靠县域发动机的重新启动。此其一。

为了应对新的变化，2015年，国家未雨绸缪，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发展新思路。此后，一边在城市调结构，一边将目光投向乡村，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启动。

作为一名乡村研究者，尽管我和许多乡建人士一致，认为文化、教育的振兴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但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文化乡建是漫长而潜移默化的，当前，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还在于产业振兴。

只是，各地乡村区位、自然环境、先天禀赋、风土民情、社会关系迥异，完全是非标化单位，与城市化的“工业园-房地产-产业化”的标准模式去套，往往都要碰壁。

第二个逻辑，在于乡村产业化的悖论。有产业基础的乡村（如笔者提出的“一对王四个二”），按照市场规律做就行了，引导、完善即可，过于强调“振兴”，反而浪费甚至是干扰；而对于大多数缺乏产业基础的乡村，强行“振兴”，又容易违背市场规律，效果不佳。

所以，排除部分成功案例，以及用财政资金砸出来的典型，乡村产业振兴，在当前体制下，总体并不理想。如此，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资本进入乡村的疑虑。随着城市和乡村都出现问题，2020年，国家继而推出双循环战略，一面强调科技创新，一面强调盘活存量、发展内循环以促进要素流通，带动增长。

内循环，肯定不能像以往那样，城市、乡村各玩各的循环，而必须是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富裕带动不富裕。而要循环起来，县域这个“乡头城尾”，就成了关键。此其二。

依然不能简单套用现代化的“老组合”模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几千年来的中国，“郡县治，天下安”都是历史规律。今天依然如此。

一方面，县域城镇是衔接城乡的关键枢纽。关节通了，浑身舒畅，关节痛了，哪哪都是病。

另一方面，大城市以高科技、资本化、智能化为代表的升级，必然伴随着对人力价值的压制和对人力资本的挤出——这也是城市“非高端人才”深感内卷的原因。那么，被挤出者，还能去往何处？

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共同富裕导向，不允许居民大量破产和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叠加疫情的冲击，尤其是缺乏自主升级能力的亿万农民工和城市中低收入者来说，回县城还是首选——事实上，这种回流一直在进行，接下来或许还会更明显。

所以，重新搞好县域城镇化，也是稳定社会、保民生的内在需求。此其三。

综上，县域城镇化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当下治病良方。

如何演变？

尽管西方表述，通常将城市化等同于城镇化，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们都知道，在中国，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尽管我们一直没有抛弃“城镇化”，但2000年以来，伴随着“大国大城”成为主流理论，以及房地产的突飞猛进，事实上，我们通常只谈“城市化”。2014年提出的“新型城镇化”，2016年三部委力推的“特色小镇”，都没能触动这个主流。

新时期要搞“新县域城镇化”，就必须先弄清“旧县域城镇化”。

80年代，乡镇企业曾风行一时，带动了城镇化起步。彼时，城镇带乡村，是相对均衡发展的。90年代后，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等政策，国家日益强调“集中调控”，且逐步退出乡村，同时，伴随着房地产爆发，焦点日益集中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随后二十多年，大多数县域城镇化，本质还是城市化的延伸。主要表现在：一、承接大城市、发达地区转移或淘汰产能；二、走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逐步扩展的房地产化之路，并大力发展土地财政、扩大政府投资、集中力量搞县城建设。

今天，随着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产能双双过剩，县域亦不能幸免。更要命的是，面对过剩，大城市有人才、科研、资本聚集优势，并具有自我升级和向下转移成本的双向能力，而县域一个都没有（再次强调，不能只盯着具有区位优势或“家中有矿”的部分百强县）。

如何自救？

除了一直作为核心工作的招商引资，紧抓“房地产-土地财政”是主流做法。近年来，多数县域或多或少地都用了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撤并乡村中小学，将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并且学区房化，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集中。这个办法确实有效，但随着房价水涨船高，购房者不够用了。

第二个办法是效仿大城市，大力推进棚改，也很有效。但随着棚改耗尽，棚改成本的不断抬升，以及2018年国家叫停，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第三个办法，在山东、苏北等地曾风行一时，那就是推动农村尤其是近城区域的“合村并居”，以推动农村人口进城。2020年被国家叫停。

第四个办法，是几年前开始盛行的撤县设区潮，以并入城区并搭上城市化末班车。同样，在今年被国家叫停，此路亦不通……

这些办法，显然都还是城市化“老组合”的延伸。竭泽而渔，“为城而城”，并不能解决、甚至还将加重县域经济发展困境。继续延续老思维，即便一时有效，都免不了被叫停。

第二种思路，是国家相关部委曾试图推动的，上文提到的“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之路。问题有二：

一是强调镇，脱离城。在推动过程中，国家部委缺乏抓手，主要还得靠地方。但显然，县域的中心还是县城，地方发展的思路也在县城。没有地方的全力配合，这条路，难免雷声大雨点小。

二是这些做法，被裹挟进房地产时代大潮，许多“特色小镇”，被搞成了脱离实际的“房地产小镇”。随着房地产出现问题，不少“特色小镇”被荒草埋没，步了“鬼城”后路，成为“鬼镇”。

破旧才能立新。虽然我们一时还无法给“新县域城镇化”一个明确定义，但综上，给“旧县域城镇化”一个大体的小结还是可以的。所以，“新县域城镇化”，既不应该是单纯的“城市化”老路，也不应该是“造镇运动”这种点状思维。

怎么办？

回到县域城镇化主题。上述“旧办法”若再概述，那就是这些办法大多属于“刺激疗法”。这种疗法，曾是近二十年来，我们最惯用的手法——譬如采用货币、财政、税收、政府投资、政策调控、金融工具、债务杠杆、消费主义……等各种办法，不断刺激“三驾马车”。

这种刺激确实有效，它直接带动了马车的狂奔，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繁荣长周期。然而，刺激也是有成本、有边际效应的，刺激过度还将集聚风险。2015年，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无限制的“刺激”阶段性成为历史。

落到县域，我们的刺激手段更不遑多让，比如招商政策、税收优惠、土地财政、合并学校、学区房化、大拆大建等。尤其是城投、城建之类的地方投融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往往还是主力），有的还搞出一堆全县人民几百年才能还清的债务陷阱。

当刺激逐渐失效，尤其当社会开始内卷、躺平，除非拿炮轰，再怎么刺激，人们也不愿起身——但总不能真的端着炮轰吧？

今天，许多人依然怀念那个“刺激”、大水漫灌的年代，甚至忿忿不平。以房地产集团为代表的放松言论也一再复燃，所幸国家方向明确、意志坚定，始终强调“房住不炒”，并顶着全球量化宽松的压力，坚定地推进谋之长远的转型升级。

转过去了，星辰大海，调回头来，老调重弹。所以，与时与国一起，集中精力推动转型升级，才是发展的首选。

然而县域不像大城市，要升级，最缺的往往还是人才。目前，县域人才主要还是靠外部引进，但是一者，多数县域缺乏竞争力，这种相当于捡漏，且大多流入到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而不是流向承载创新升级的经济领域；二者，我们应该树立一个“相对人才观”，尤其对县域来说，不能说只有985、211是人才，技术蓝领、专业技术工人就不是人才。

因此，县域人才需求，不能光靠引进，也不能停留在搞个电商园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的初级做法，而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批量化的人才生产能力，这是笔者在《县域办大学，此路通不通？》中的想强调的第一点。

第二个思路，是盘活存量。

尽管大家都希望引进高科技、新能源、高端制造之类的优质增量，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这些产业大多是资本、资源、人才密集型，或需要依托港口、大城市辐射等区位优势。一者，这些要素是多数县域所缺失的；二者，它们是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香饽饽，短期很难外溢到普通县域。所以，寄希望于外部引进优质增量，充其量只能是捡漏。

所以还得靠存量盘活。如何盘活？

一是帮助现有工商业企业向知识化升级。

第二层存量，体现在多年发展，许多地方都积累了一定的特色产业，如特色种植，特色制造，特色服务业（如淘宝镇、电商大县、骑手大县）等。而要将这些优势、特色转化为更大规模的县域经济，就必须推动这些自发的初级市场走向知识化、专业化，此时，具备一定聚集、带头、科研能力的县域大学也是关键。

第三层存量，则是大家共有的，那就是——人。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双方面的，除了产业升级，还有就是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升级——即以白领取代蓝领，成为城市生产、消费的主力。

目前，我国的一线城市已初步完成转换，二线城市正通过人才引进、购/租房补贴、户籍制度改革乃至创业兜底等多种手段展开争夺。

但县域整体缺乏抢人的筹码。目前，多数内地县域，工厂工人、商业服务业的平均薪资一般在两三千元，五六千元档收入一般集中在体制，上万元收入则凤毛麟角——这种人才和收入结构的停滞，正是县域内卷、经济裹足不前的一大关键。

县域要开出万元工资都难，更不用说引入城市高收入人才。但笔者认为，正如“人才相对论”，高收入也是相对的。譬如，上海月收入两万，只是普通中产，面对房贷、车贷、孩子教育、生活成本，多半还得紧巴巴，它跟省城一万多、县城五六千，其实际“获得感”并没有本质差别。

宏观上看，大城市中产收入要再进一步，从两万提升到三四万并不容易，它取决于全球经济大环境和全球分工。但县城蓝领从两三千，批量提升到四五千，白领从五六千提升到七八千，只要内循环运转起来、方法得当，则要容易得多。

人是最大的存量。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批量实现县域本土的“中产化”，就是高质量发展。

总结上述三大存量盘活，都明确地指向一个办法，那就是办县域自己的大学（小县宜合办），以建立县域自己的产业升级能力、特色产业聚集能力、人才流水线生产能力。

试想，一旦占国土九成、人口六成的县域经济“白领化”发动机启动，中国经济将会是何等盛况？这是笔者在《县域办大学，此路通不通？》中的想强调的第二点。

第三个思路，是发掘并建立“相对优势”。

河南省修武县，人口27.4万，是全省最小的县之一。它没有简单地走承接郑州（一个半小时车程）转移产能的工业化之路，也没有走靠山（云台山）吃山的旅游地产之路。

近十年来，地方主政领导从“党建美学”入手——通过建设集行政、休闲、群众活动、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网红村委会，进而批量建设遍布村头巷尾、田间地头的美学建筑，带动地方党建、文化教育、发展信心，再反过来串联起生态优势及地方产业，走出了一条集党建美学、旅游美学、文化美学、农业美学、工业美学等于一体的“县域美学经济”，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陕西省留坝县，位于秦岭深处，人口不到5万，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个亿。它拒绝了大量前来投资的矿产、能源和房地产企业，10多年坚持旅游业一业突破，兼顾各种林下种养，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模式与两山银行融资模式。

2018年，又引入“隐居乡里”，从一个小小的楼房沟精品民宿开始，摸索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四方协作的产业发展结构，同时带领和培训当地近200户农民创业，将闲置农宅改造升级为以村民为主体的中小型民宿，打造“大秦岭的小日子”县域度假品牌。

小有小的好处。近年来，伴随着猕猴桃汽水厂、香菇酱厂、妈妈工坊的开办，县城影剧院、文创中心、菜市场的提档升级等，一个以县域为载体的城乡融合与产业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逐步建立。

福建省屏南县，同样是大山深处的人口小县。由于位置偏僻，现代化大潮还未肆虐，县内保存了大量古村落。这些村落分散、单体规模较小，无法聚集成规模效应，加之交通不便，很难发展旅游业，甚至还需要大量资金维护。

所幸，在土生土长的屏南人、原县政协主席周芬芳的推动下，地方一直将传统村落保护定为县域重点工作。2014年，地方将村落保护、扶贫攻坚、乡村建设整合，决心走一条特色的古村文创之路。

不盯着“大师”，合适才是对的。2015年，平民艺术家林正碌来到屏南，被深深打动，在政府支持下，他发起一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群众运动，号召老百姓免费学画。结果上至七旬老妪，下至七岁孩童都加入进来，地方人文风貌与自然风貌一结合，迸发出巨大魅力，各种艺术家纷纷前来，每人带活一个古村，最终形成连片之势。

“引进高人”之后，是“引来新人”，大量乡建人士、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城市白领来到各个村落，开办乡村工作室、米酒工坊、舞蹈教室、乡村酒吧、民宿之类。接下来是“引回村民”，大量村民从打工地回流，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一场高质量的双循环、国泰民安的县域振兴由是而生。

| 稻田中央的书店

经营县域如运营企业，都需这“以我为主”的长期主义。

何谓“内卷”，放弃寻找新出路就是内卷，何谓“躺平”，放弃再拼一把就是躺平。于个人，尚可如此，于关乎数十万、百万人生计的县域，切不可如此。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 参考文章/书籍：

  鞠建东、李思佳，《县里办大学——产业升级与货币产业政策》。

「 图片 | 视觉中国 」

内容合作、投稿交流：

本报记者 陈雪波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再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

“‘十三五’以来，新型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如此总结。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积累了哪些经验成果？当下的城镇化还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专家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农业人口转移、户籍制度改革，乃至城市风貌、建筑水平、城市治理等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目前仍需在农业转移人口“留得住”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另一方面，在制度壁垒消失后，农业转移人口也需要提升自身素养，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城乡空间持续升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城市规模结构持续改善。到2021年末，全国城市数量已经达到691个，比2012年末增加34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增加8个；县级市394个，增加26个。建制镇21322个，比2012年末增加1441个。

专家认为，“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大中小城市发展协调性不足，超大城市规模扩张过快，部分中小城市及小城镇面临经济和人口规模减少，城市发展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不强，城市治理能力亟待增强，城乡融合发展仍任重道远。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中提到，应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提升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为何要如此重视城乡空间？南京农业大学规划院上海分院院长孙文华指出，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期，城市化快速扩张是二维的，是基于土地发展的逻辑。如今，我国空间规划划定了三条红线，城镇建设有了边界，耕地和生态有了红线，建设用地、空间有限。为此，城镇化不能依赖于土地逻辑，而是基于“空间逻辑”。空间是三维的，是存量建设的功能再造，需要通过策划和运营实现经济增值，城镇空间随着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是动态的。

其中，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其中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分析表示，县城多位于城乡接合部，能够达到农民就近进城的条件；与此同时，县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乡村也能够反哺县城；另一方面，县城的历史欠账比较多，市政交通、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不够，公共服务的品质比较低，制约了现在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更加重视县城建设，并建设形成大中小城市同步发展的体系。

从“进城”到“留城”

2022年3月发布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第一条便要求，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坚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重点针对存量未落户人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

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提高市民化质量？2022年初就已经制定了具体方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开展农民工补贴性培训600万人次；改造840万户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更多采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大城市老旧厂区改造……诸多措施都是围绕“人”来开展的。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在哪里？就在于能够以人为核心。陈耀指出，过去的城镇化过程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只考虑到了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现在则会更多地考虑居民在城市中如何生活得更美好的问题。

坚持以人为核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巨大飞跃。2014年以来，全国有超过1.3亿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2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11.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的比例提高，随迁子女在常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要求落实，2021年90.9%的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或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

“针对大龄进城人员，需要有技能培训，增加收入；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则需要配套的保障性住房来减轻住房压力。与此同时，还要继续缩小进城人员在户籍制度、社区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与城市人员的差异，争取做到一视同仁，这样才是以人为核心。”陈耀提醒，现在城乡人口之间的制度差异已经越来越小，农业转移人口也要提升自身融入城市的能力，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人员，也需要培养在城市里生活的习惯，这些方面同样是很重要的。

孙文华进一步指出，我国已提出“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需要就近转移就业，实现经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当前，存在地区收入差异、城乡收入差异及公共服务差异，土地财政不该是地区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当以“消费”增长为主要方向，在金税四期后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差距问题，并以科技手段创造消费空间，通过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推进新型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陈耀表示，城镇化带动投资需求，老旧小区改造、住宅建设、商业建设、县城医院的建设，都是能带动投资的。另一方面，人口集聚进城，也是能带来巨大消费需求的。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提到，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序衔接起来，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具体包括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培育城市群和都市圈等方面。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一般情形下，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1.3%；城镇化率进入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直接带动人均资本存量增加至3.5%，此带动效应约为城镇化率50%至60%阶段（只有1.7%）的2倍多。

在带动投资的同时，城乡环境的改善更是能实实在在地提升居民生活质量。2019～2021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惠及居民超过2000万户。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更美丽，公共服务更完善，社区关系更和谐，美好社区底色凸显。

但新型城镇化对内需的带动作用远不止于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飞指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城镇居民在物质型消费基本饱和后，逐步成为引领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务型消费需求增长的主力军。也就是说，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由物质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

“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城镇化不仅拉动消费规模的增长，而且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张飞预计，到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型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将由2021年的44.2%提升至约50%，开始进入服务型消费新时代。

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评论员观察）

——落实重大发展战略，开创事业新局⑥

石羚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更多安置区与所在城镇一体化建设发展，是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果的必要之举，也是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等具有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贯彻落实好这一重要部署，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支撑。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国外实践证明：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新时代十年来，我国探索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目标正确、方向对头的城镇化新路，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能从中受益。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必须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既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在增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要分类引导小城镇发展，发展县域经济，破解“大城市病”。时下，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下半场”，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向成熟期过渡的关键阶段。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构成了未来城镇化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各地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高效治理、精细治理打造城市名片。城镇化建设既要有“外延式扩张”，也要有“内涵式发展”；既要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要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修复城市生态空间，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创业良好环境，让人才如鱼得水……每一项工作都呼唤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水平。只有苦练内功、下足绣花功夫，才能让人们享有更多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城，所以盛民也。”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累计实现1.3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他们“进得来”；也要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让他们“留得住”；还要提高劳动素质与就业技能，让他们“有发展”。适应生活空间的转移、户籍身份的转化，实现职业状态的转换、生活方式的转变，农业转移人口就可以真正融入新环境、开启新生活。

这样的变化意味深长：新中国成立初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10.6%，到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增长到65.2%。曾经的“乡土中国”正在加速走向“城镇中国”，这一历史大跨越成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有力写照。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世界必将见证更多“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之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城镇化率是指在中国大陆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中国的城镇化率为65.2%。这一数字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特征和趋势，下面将从多个角度解析其意义。

1. 经济角度

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城市人口相对于农村人口，其对经济的贡献更大。城镇化率的提高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至关重要。城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例如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另一方面城市化会带动消费需求和创新创业，这些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2. 社会角度

城镇化率的提高也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化进程将导致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工将前往城市寻找工作和生活机会。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意味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文化交融等社会变化。城镇化的进程还会导致城市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城市贫困、住房紧张、社会保障等，这些都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共同解决。

3. 环境角度

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压力也不容忽视。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人口密集等因素会增加城市环境负担。城市的污染、噪音、交通拥堵等问题也将加剧。因此，城市化进程需要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以确保城市化的可持续性。

4. 政治角度

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对中国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安置、环境保护等方面。同时，城市化也意味着政治权力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城市政治将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城市化的进程还会导致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这些也将是政治和社会管理面临的挑战。

5. 区域角度

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普遍较高，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这种地域差异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因此，城镇化率的提高也需要政府对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

总的来说，中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机遇。在未来，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加强协作，解决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以确保城市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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