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要成为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就要盯住一篮子大宗商品的价格，而非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尤其是对于美元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基础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利率。这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于今年5月底已超过3.1万亿美元并连续17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大国带来巨大挑战。如果这一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将大幅推高相关国家的通胀水平，导致美元等西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为此， 人民币逐渐摆脱美元的控制并逐步推动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已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在整个21世纪最初的十多年时间，由于西方一系列“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量地急于寻找安全投资的资金转向中国。中国1997年以后连续4年萧条陡然在2002年进入复苏，2003年变成FDI（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的国家。就在中国遭遇危机和萧条的压力下，突然发生西方资本流向中国。同期，也导致中国大规模“对冲增发”本国货币，致使主权货币由此而逐渐演化为外储货币。在过去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条件下，我国事实上形成了“外储发行+土地吸纳”的货币发行和地产资本扩张的制度性关联，已经引发诸多问题。比如，过度依赖外汇占款发行，会削弱央行调控货币的自主性，被动“量化宽松”增发货币创造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脱实向虚等。货币发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已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一系列的原因，我国急需大量的外汇用以偿还外债，例如 日本因为广场协议导致本币升值而使得我国对其所欠外债大幅度增加，后来证明，这一切都是日本有意而为之，由此受难的并非中国一国，而是整个接收了日本援助的所有亚洲国家。所以我国开始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一切可以赚钱外汇的方法都可以使用，这些政策直接导致后来我国外汇储备激增，而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再一次刺激了我们脆弱的神经，把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作为了强国的象征。高峰时期，我国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国实行的强制结汇制度，大量的外汇占款直接限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因为大量外汇的涌入，我国为了保护外贸型经济而不得不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就导致央行必须印刷大量的人民币用以吃进美元，否则汇率的抬升就会对沿海外贸经济产生致命的打击。

　　而这一对冲政策直接导致人民币超发，央行在一边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对冲美元，而另一边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收回流动性，以2014年6月末为例，在央行负债方的基础货币高达27.99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21.66万亿的存款准备金和6.33万亿元的流通现金，而在资产方，外汇占款高达27.21万亿人民币，与基础货币相差无几，这就意味着，我国整个货币发行依据基本都是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保证，我们称之为货币发行机制的美元化。阴差阳错之下，新旧中国都走到了以美元外汇储备为主，作为本国货币发行依据的情况之下，也就是所谓的对冲型货币政策（对冲的纸游戏）。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坚持本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对冲型货币政策是指在国际资金大规模流入的背景下，本国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数量型和(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以调节国内货币供给和金融市场行情，从而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运行。从历史来看，对冲型货币政策源于两大背景：中央银行被确立为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调节者；国民经济日益对外开放并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经常性跨境资金流动。对冲型货币政策运作从根本上说是带有浓厚凯恩斯主义色彩的需求管理政策。19世纪30年代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对主张市场自动调节的古典学派的严厉批判，开始寻求新的思路。系统性探讨对冲型货币政策的文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并且与“三元悖论”(“不可能三角定理”)等理论相关联。

　　对冲型货币政策操作的总体思路和原则主要是：通过合理安排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外汇流入对冲，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在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了控制国内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收回再贷款等方法冲销这种由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被动的货币供给变动，从而保持物价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近年来大量外资流入，需要中央人民银行增发货币来进行对冲，估计现在应该约有百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因为产业过剩，很大部分金融资产无法使用出去，于是导致严重的银行存差现象，即存款大于贷款。比如你向银行存100元，银行只能用出去50元，剩下50元还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现在不是钱少，是钱太多了，淤积在银行了，即喜剧演员戏称的“不差钱”。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像是，世界商业巨头沃尔玛，年平均利润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给欧洲、日本、韩国、拉美和东南亚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只有中国避免了金融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如果中国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很快消耗殆尽。另外，我国本币完全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要设立中国的金融市场防火墙。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以后，美元及其他货币就能够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大进大出并大肆炒卖，可能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幅动荡，且在动荡过程中被美国大割韭菜。而我国面临的挑战恰恰就在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可兑换程度越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而且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以减少对冲并实现真正的货币发行自主权。

昨日（9日），香港立法会大会以72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销安排)(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最快于2025年实施，当中指出政府承诺会向雇主提供为期25年、合共332亿元（港元，下同）资助，其中首9年为大部分雇主开支设「封顶」上限。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此表示欢迎，形容这是加强雇员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指出，今次完成立法程序是历史性时刻。政府会全力推进取消「对冲」的配套安排。

更聚焦支援中小微企

香港立法会大会昨终于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林郑表示，感谢劳资双方多年来就取消「对冲」安排为谋求共识所付出的努力。她亦感谢劳工及福利局和劳工处同事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解决这「老、大、难」的问题。她说，香港人口持续急速老化，退休保障问题迫在眉睫，又回顾早在她担任政务司司长兼扶贫委员会主席期间，便倡议要强化强积金作为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社会必须认真处理制度下的「对冲」安排。

林郑表示，上届政府就取消「对冲」安排进行广泛咨询和提出建议，冀收窄分歧。她又称自己在2017年参选第五届行政长官时，在政纲中承诺会聆听劳工界及商界，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声音，就落实取消强积金「对冲」安排寻求共识。她2018年3月提出初步构思，就取消「对冲」安排提出要点，其后在2018年施政报告中正式宣布优化方案。

她续表示，在制定优化方案期间以至作出宣布后，政府与劳工顾问委员会(劳顾会)、主要商会、劳工团体等持份者多次会面商讨和解说方案内容。去年10月公布的2021年施政报告附篇，又进一步提出优化政府资助方案，在政府财政承担额大致不变(以2021年价格计算为332亿元)和维持25年资助年期的前提下，更聚焦支援中小微企，并更具针对性地协助雇主适应取消「对冲」安排的政策转变。

港府声明全力推进配套安排

林郑衷心感谢社会各界，特别是劳顾会和劳资双方相关组织，在过去多年秉持互谅互让、理性商讨的态度，就取消「对冲」安排的方案提出宝贵意见，促成相关条例草案顺利获立法会通过，成为本届政府完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一大成果。

罗致光于立法会大会表示，政府已作出332亿元的财政承担，聚焦支援中小微企，商界有足够时间做好准备。他说，条例草案建议取消「对冲」安排不具追溯力，并只适用于雇员在转制日后的受雇期所享有的遣散费或长服金；在转制日前受雇期的遣散费或长服金，雇主仍可继续使用强积金供款累算权益对冲。

罗致光之后会见传媒时表示，此次立法程序的完成是历史性时刻，是改善雇员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他说，经历两届政府的努力，用了6年半的时间，完成有关法例的修订，感谢过往多年来就取消「对冲」表达意见甚至出谋献策的社会各界，亦感谢政府同事的努力，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也感谢立法会的支持。

特区政府声明表示，会全力推进取消「对冲」的配套安排，包括准备政府资助计划；在下一个立法年度跟进为雇主设立专项储蓄户口以应付日后财政需要的计划；以及推行广泛、简单易明的宣传，协助雇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对冲」的安排及相关配套措施。待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现正构建的「积金易」平台全面运作后，政府预计于2025年正式落实取消「对冲」安排。

【各界回应】

劳工界表欢迎 工商界冀减压

香港立法会昨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法案，积金局及劳工界均表示欢迎。多个工商团体亦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香港退休保障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惟政府须顾及工商界承受能力，冀进一步优化资助计划。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强积金是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经历多年社会广泛讨论及多轮咨询，取消对冲安排终于获立法会通过，令强积金制度得以完善，有助打工仔壮大退休储备，加强退休保障成效，意义重大。积金局已在构建中的积金易平台上设立支援专项储蓄户口计划相关功能，让劳工处为雇主开设专项储蓄户口，以处理与取消对冲相关的工作。

工联会欢迎和支持有关条例草案获得通过，认为能弥补现行强积金制度的漏洞，进一步完善香港退休保障制度，让广大雇员受益。该会期望新一届政府再接再厉，不断优化完善强积金计划及积极研究推出保证回报强积金计划，真正做到老有所养。

防范法例滥用

香港中华总商会对此表示理解，但认为必须顾及工商界承受能力，期望当局在照顾劳工权益和促进工商经济发展间取得适当平衡，避免为经营环境和就业市场带来负面影响。中总期望政府研究因应实施后的经济状况，就资助金额和年期作检讨和调整，适时支援中小企；同时促请新一届政府检视强积金与长期服务金重叠的问题，长远减轻企业开支负担。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取消强积金对冲对业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营商环境充满挑战的当下，对此颇感无奈。不过，考虑到社会整体福祉大局，厂商会表示理解，并促请当局进一步优化资助计划，以期减轻企业日后的成本压力，同时建议政府加强对新法例滥用的防范，避免制造劳资矛盾。

香港工业总会则表示极度失望和遗憾。工总表示，疫情及环球经济不明朗，工商界已元气大伤，政府现时提出修订不但制造不必要的劳资矛盾，更严重加重中小企财政及心理压力，营商环境越来越艰难，无助经济复原和重新出发。

【商报时评】

劳资同坐一条船

取消对冲利长远

香港商报评论员 林松年

经过劳资双方多年博弈和政府居中斡旋，立法会终于在昨天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根据新安排，政府将为雇主提供25年、共332亿元补贴，同时会推行要求雇主储蓄的专项户口计划，用作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并透过「积金易」平台落实，预计取消对冲安排最快2025年实施。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就取消强积金对冲一事争拗不断，对劳资双方乃至社会和谐均十分不利，如今政府作出既令商界实际负担减少、同时有利劳工的方案，无疑是美事一桩。

现行机制下，雇主可利用强积金中雇主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抵销雇员的长期服务金和遣散费。这个机制之出台有其历史原因，过往较少受到注视，但自上届政府提出取消对冲机制以来，劳工界越来越关注打工仔的供款被「冲走」的问题，要求尽快取消这个有违强积金保障退休生活本意的机制。然而，商界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心会增加中小微企的营运成本，引发裁员潮。事实上，部分商界立法会议员和香港工业总会便对昨天的表决结果表示极度失望和遗憾。

客观而言，劳资关系总是存在张力，换位思考并不容易，关键是作为社会利益协调者的政府聆听不同持份者的声音，增加双方达成共识的诱因，争取平衡，从而既保障劳工权益，又照顾商家实际情况。

多年来，劳资双方曾探讨不同优化方案，但一直无法达成共识。对于雇主的忧虑，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一再加码，由开始的79亿元加到150亿元，再到2018年增至172亿元，最终推出为期25年、共332亿元补贴，而且不会马上实施新方案，好让商界有更多时间适应和调整。而对于普通打工仔而言，其劳动成果终于不再需要被「冲走」和受到剥削，可以壮大退休储备，将来过上相对丰裕的退休生活。

修例草案经历两届政府努力，花了6年半时间才完成修订，殊为不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关工作就此作结。未来政府还要推动另一法例，推行协助雇主储蓄、用以支付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的专项户口计划，以及设立信息系统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资助。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做好广泛宣传教育工作，协助全港雇主了解和熟悉日后的安排。

许多人担心，取消强积金对冲会削弱香港商界竞争力，这种想法颇有市场，毕竟商界的负担确会增加。但如果放眼长远，取消对冲对社会整体福祉属利多于弊，因为打工仔权益获得充分保障后，对公司归属感更强，工作积极性更高，有助改善企业表现。如果雇主愿意从这个角度去想，将雇员视作公司资产而非负累，劳资共坐一条船，那便有助建立更和谐的劳资关系，这对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更重要的是，取消强积金对冲后，社会少了一个争议点，有助政府集中精力处理其他经济民生问题。依循上述思路，取消对冲绝不是洪水猛兽，反而有助我们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可持续发展的香港，何乐而不为?

记者 林骏强 冯仁乐

摄影 崔俊良

实习编辑 怡婷

来源 香港商报

审读 卓玲

审核 雨杉 Ori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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