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庄票、本票、地下钱庄

文|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刘晓春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北宋初年四川的十六个富商发行的交子，他们并为此开设交子铺发行并经营铜钱、铁钱与交子的兑换业务。交子可以用于流通支付。再之前，在唐代出现了飞钱，也叫便钱，那是官方开出的汇兑凭证，不是流通中的支付手段。

纸币的发明，突破了金银铜铁等物质供应量和大量携带的局限性，方便了商品交换，尤其是商品和货币的跨区域流通，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纸是那个年代的金融科技，颠覆了金银铜铁作为货币的地位。但纸币，作为货币，发挥的货币作用，与当初的金银铜铁是相同的。

无论是金银铜铁和纸币，历史上都有过大量私人发行的案例，有些在一段时期内还非常成功。但，历史上更多的货币发行还是政权垄断的。历史发展到现在，货币都成为主权货币了。这或许是九九归一吧。历史会不会重复？也许，但还是会九九归一。军队、警察、税收、铸币权，是政权的基础，只是铸币权的作用更隐蔽，因此，人们研究历史，对此的关注度相对比较少。

由于技术的发展——这技术，包括科学技术，更包括会计等金融技术，现代各国的法定货币的形态，并不仅仅体现为纸币或硬币这样的物质形态，更大的货币量表现为银行账户上的账务数据。

我们现在把纸币、硬币等有物质形态的货币称作现钞。现钞的材质可以是纸，可以是金银铜铁铅镍等，还有塑料的。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是不是还会有其他材质的，很有可能。

记账货币，以前是记在纸质账簿上的数字，现在有记录在计算机数据库中电子账户中的电子化的数字。现在又有了加密数字代码技术，可不可以用这代码体现为货币？应该可以。然而，不管是什么技术，当它被作为货币应用，只是货币的一种形态，更准确的说，只是某一种货币（如某法定货币）的一种表现形态。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只是同一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的一种表现形态，与该央行发行的其他货币形态是同一个法定货币。如果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在现有法定货币之外又发行了一个法定货币，那会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混乱。同样道理，在一个经济体系内，突然出现另一个货币体系，不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会增加交易的混乱和成本。

港币的发行，是所谓货币局制度，即以美元为储备发行港币。三家发钞行只是发钞，不是发行货币。港币的发行人是香港的中央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金融管理局授权三家发钞行以向金融管理局缴存相应比例美元为准备发行港币现钞。三家发钞行发行的是大额纸币，港币十元纸币和所有硬币，都是金融管理局发行的。

港币流通量的主体，不是三家发钞行发行的现钞，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发行的记账货币。香港金融管理局按照港币与美元法定兑换价的上下浮动比例范围，向市场买进或卖出美元来调节流通中的港币发行量。

可以说，港币是美元在香港地区的代币、稳定币，虽然它并不是使用区块链、数字代码技术发行的。

人们都希望货币的币值稳定。“秦半两”在中国货币史的地位有如周文王时代在儒家学说中的理想社会、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中的地位，在币值稳定上是后代货币所不可企及的。但“秦半两”在流通中的时间很短。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的几次币制改革，搞的物价腾飞、币值瀑泻，人们疯狂收藏黄金、白银、美元，但流通中依然以当时的法定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也。不过，这同时也是政权的作用使然。

所以，价值稳定不一定能使一样东西必然成为货币，有时正因为价值稳定，成为收藏与炒作的对象，本来是货币反而退出流通成为单纯的价值储藏手段，失去了货币的功能。

比特币原本的目的是网上的支付手段，但因为没有政权的加持，同时因为一些拥趸的讲故事与预期，在没有成为支付手段前就已经退出了流通，只能暂且被称作“数字资产”。

我们讲币值稳定，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内，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在衡量商品的价格时是否稳定。所以，我们把通货膨胀简单定义为货币供应量超过了商品供应量。但是，币值稳定不等于汇率稳定。汇率稳定，侠义地看，只有对于做国际贸易的生产商和贸易商才是有意义的，对他们来说，币值稳定就是汇率稳定，汇率稳定就是币值稳定。

港币之所以采用货币局制度，之所以以美元做准备，就是因为香港是一个以国际贸易为主的自由港，美元是国际贸易的最主要的计价货币。香港经济的起飞，与当年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有关、与自身的自由港有关，而确定以美元为准备的货币局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以一篮子货币作为准备”，“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管理汇率”，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事实。同样的，以美元做准备发行货币和与美元挂钩确定汇率，也不是一回事。以某一种货币做准备，或以黄金白银做准备发行货币，不仅比值是确定的，货币的发行量也是被准备量规定的，即本国货币的发行量决定于准备货币的准备量。但与某一种货币挂钩确定本国货币汇率，本国货币的发行量与挂钩货币是无关的。

LIBRA，以一篮子货币做准备，先不论那个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住LIBRA的发行量，初始的发行量能不能符合那特定应用场景交易量的要求？历史上的黄金、白银战争，许多是因为流通中的现金不足以支撑基本的交易的需求。

其次，当每一个兑换或购买LIBRA的人或机构以自己所持有的法定货币购买或兑换LIBRA，必然会瞬间改变那一篮子货币相互间的比重。那么LIBRA有什么样的机制确保一篮子货币相互间的比重不变？如果不能确保一篮子货币相互间的比重不变，那么，随着LIBRA在与不同法定货币的兑换中，LIBRA自身的币值就随时在变化中。也就是说，LIBRA以一篮子货币做准备以确保币值稳定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三，即使这个委员会能确保一篮子货币的结构恒定不变，但那一篮子货币本身的币值和汇率都是在变化中的，这同样导致LIBRA不能保持币值稳定。

第四，在这样的情况下，兑换LIBRA进行交易，本身就是一件麻烦的事，并没有给交易带来便利。同样是货币局制度，LIBRA缺乏港币那种简单、明了。港币正是这样的简单、明了，在香港经济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支付宝的成功，是因为当时中国网上交易缺乏支付手段，阻碍了网上交易的发展。网上交易缺乏支付手段，只是那个场景中的缺乏，并不是整个经济体缺乏流动性或货币供给。Facebook有二十七亿客户，这些客户是否必然需要LIBRA？他们在什么场景下缺乏支付手段？或者，LIBRA有什么优势可以替代这些场景中现有的支付手段？比如像纸币颠覆金银铜铁。

金融自产生的那天起就在不断地创新，其所有的创新都是围绕着使资金或货币适应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快捷、顺畅的流转。

这里的快捷、顺畅，并不是简单地点对点地快捷、顺畅。因为生产有投入到产出的时间序列，交易也有各种模式。于是有了信贷，有了各种投融资模式。即使是支付结算，也有钱货两清、货到即付、分批到货分期支付、远期结算等等。相应地产生了许多支付凭证，比如支配、汇票、本票等，还有相应的结算方式，如光票托收、跟单托收、信用证结算、汇款等。

这些支付凭证是货币的代表，但不是货币本身，只有兑换为货币，才算钱真正到手了。虽然这些凭证可以流通、可以支付，因为不是货币本身，所以在流转的过程中需要背书，需要可追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正应该沿着这个路径去开拓，这才是区块链的光明前景。

由此，也可以看到，可以作为支付手段的事物，不一定就是货币。以前钱庄给一些贵宾客户开发庄票，客户先要把相应的银子存到钱庄，钱庄才给签发。只有个别特别有实力的客户，钱庄才会签发高于客户存入银两的庄票，算是给了一点信贷额度。因为，庄票的第一付款人是钱庄。现在的银行本票是同样原理。

以此来审视摩根大通的JP COIN，虽然叫“COIN”，实际上就是数字化的银行本票。因为数字化的本票只能在数字化环境中使用，所以需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场景。摩根大通作为美元清算银行，它开发JP COIN的目的或战略，正应从这个背景去理解，根本与“发币”八竿子打不上。

撇开“币”这个概念，从金融专业的角度再来看JP COIN和LIBRA，或许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它们各自的逻辑。比如，LIBRA基金会的功能与目的，是做央行还是做一个商业性的机构？以一篮子货币做准备，是保持LIBRA币值稳定还是浑水摸鱼的勾当？是强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还是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LIBRA的目的，除了诗与远方，是赚LIBRA还是赚美元？等等，等等。

在特定范围内可以作为支付手段的还有很多事物，比如单位食堂的饭票。以前自来水还没有接到家庭，还没有水表，上海到处有给水站，居民先用法定货币买入竹制的筹子，凭筹子取水。到赌场游戏，要将法定货币一比一地兑换成筹码，游戏结束，再将手持的筹码兑换为法定货币离场。这些，可以称为“稳定币”，其实就是“代币”，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叫“代价券”，都是货币的代表和影子，不是货币本身。所以，再稳定的“稳定币”，也不是货币。

一张纸，可以印成货币，也可以印成股票、汇票、支票、本票。纸本身是中性的。加密数字代码也正是如此。齐白石拿一张纸画了一颗大白菜。初冬傍晚时分到胡同里，齐白石揣着这张画要与卖大白菜的老头换一车大白菜。卖菜老头气得就差把齐白石揍一顿老拳。齐老爷子被骂懵了，站在寒风中慨叹世风日下，卖菜老头的粗鄙无礼。齐白石怎么也不明白，为啥他的画可以换钱，却不能当钱使。

实际上，齐老先生还有更不明白的，他的画还可以被人用于洗钱、用于转移资产。实现价值转移的载体，不一定非是货币，但最终必须体现为货币。古董、艺术品，甚至于不动产，都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比特币没能成为货币，却在跨境洗钱、非法价值转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有说，区块链、数字货币可以解决跨境支付难题。还是要说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你是以什么方式实现跨境支付的，而不是用什么技术手段。

要说高效快速实现跨境价值转移的，地下钱庄就是，它们根本不需要任何载体，完全靠它们的运行机制，你在境内缴存法定货币，它一个电话就可以在你指定的境外账户中存入按当天汇价换算的相应的外币，几乎是实时的。

所以，实现价值转移的载体，不一定就是货币，也不在于什么技术，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使用技术。

如果有一种超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那样一定更加有利于全球化，更加有利于贸易的发展，更加有利于人类的进步。这是美好的理想，可以说没有“万一”的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愿意。

上帝觉得，人类的许多善意想法和行为，往往会导致恶的结果。人类要建造巴比伦塔，上帝不愿意，不仅塔没造成，连统一的语言也变得七零八碎的。

彼特·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巴别塔》 /网络

一百多年前，柴门霍夫博士创造了世界语，旨在消除国际交往中语言障碍，令全世界各个种族、各种肤色的人民都能在一个人类大家庭里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共处。这远景可以说和现在崇拜超主权货币的人们是一样的。然而，现在，玩世界语的是一些世界语信仰者，世界语根本没有成为一种可以用于正常交往的人类语言。在国际交往中，更广泛使用的是英语，但各族人民回家后该说什么语言还是说什么语言。

在国际贸易中，美元是主要计价和支付货币，但各个国家依然用自己的法定货币，即使是穷国、弱国也是如此。IMF 的特别提款权，当初创设时也是有一些超主权货币的美好理想的，更何况是由那么多主权国家加持的，那阵容比 LIBRA 的基金会豪华多了。然而，特别提款权几十年来没有在真正意义的货币道路上跨出过一步。

为什么？因为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有一个超主权货币来替代自己的主权货币，尤其是美国。货币，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欧元如何？欧元能否真正成功，现在还不好说。但，欧元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产物，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所以，货币还是政治的。

因此，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要产生一个普遍用于流通的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能的。当然，在特定领域特定场景中的特定支付手段是可能的，但那不是法定货币，最终是要换回法定货币以实现价值的，就像齐白石要把他的画换成钱，去买油盐酱醋茶。

跨境支付的困难，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国际支付结算，分为三个层面，个人支付、银行为个人和企业做的汇兑结算、银行间的清算。各个国家都对这三个层面的境内和跨境业务有自己的规定和相应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对跨境结算和清算更有严格的规定。技术突破不了这些障碍，即使能突破，政府也会阻止这样的突破。

LIBRA，是什么？会是什么？是货币吗？是以上所说的种种吗？是为善呢，还是为恶？这取决于扎克伯格们的梦想、赌徒们的精明、各国政治家和监管部门的应对。齐白石画大白菜，一方面是艺术创造的追求，一方面是为了换钱，绝没有想洗钱。但洗钱的人们一定会变着法地用他的画洗钱。无论如何，LIBRA最终的价值一定是某种法定货币，而不是LIBRA本身。所以，LIBRA是一杆要被各种“秤”秤量的“秤”。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

郭树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金融安全网建设，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内涵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回顾国际国内金融治理的历史，总结近些年来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实践，可以将以下几个要素归纳为现代金融监管的基本内涵。

（一）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避免全局性金融危机，是金融治理的首要任务。我国宏观审慎的政策理念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政府对商品货币流通的监督和调控，西汉的“均输平准”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制度安排。现代市场经济中，货币超发、过度举债、房地产泡沫化、金融产品复杂化、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引发的金融危机反复发生，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从“逆周期、防传染”的视角，重新检视和强化金融监管安排，完善分析框架和监管工具。有效的信息共享、充分的政策协调至关重要，但是决策层对重大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执行层能够迅速反应更为重要。

（二）微观审慎监管。中华传统商业文化就特别强调稳健经营，“将本求利”是古代钱庄票号最基本最重要的行事准则，实质就是重视资本金约束。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就是在资本金约束规则的基础上，逐步推动形成银行业和保险业今天的监管规则体系。资本标准、政府监管、市场约束，被称为微观审慎监管的“三大支柱”。许多广泛应用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拨备制度等，也具有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功能。

（三）保护消费权益。金融交易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普通居民很难拥有丰富的金融知识，而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往往也不完全了解金融产品所包含的风险。这就导致金融消费相较于其他方面的消费，当事人常常会遭受更大的利益损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受到空前重视。世界银行推出39条良好实践标准，部分国家对金融监管框架进行重大调整。我国“一行两会”内部均已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从强化金融知识宣传、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完善监督管理规则、及时惩处违法违规现象等方面，初步建立起行为监管框架。

（四）打击金融犯罪。金融犯罪活动隐蔽性强、危害性大，同时专业性、技术性较为复杂。许多国家设有专门的金融犯罪调查机构，部分国家赋予金融监管部门一定的犯罪侦查职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均将与执法部门合作作为原则性要求加以明确。我国也探索形成了一些良好实践经验。比如，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派驻证监会联合办公，银保监会承担全国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牵头职责，部分城市探索成立专门的金融法院或金融法庭。但是，如何更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仍然是政府机构设置方面的重要议题。

（五）维护市场稳定。金融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但要认真对待其中的风险。过于复杂的交易结构和产品设计，容易异化为金融自我实现、自我循环和自我膨胀。能源、粮食、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特定行业、特定领域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集中了大量金融资源，需要防止其杠杆过高、泡沫累积最终演化为较大金融风险。金融市场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集中映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各种事件都可能影响市场情绪，更加容易出现“大起大落”异常震荡。管理部门要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切实规范金融秩序，及时稳定市场预期，防止风险交叉传染、扩散蔓延。

（六）处置问题机构。及早把“烂苹果”捡出去，对于建设稳健高效的风险处置体系至关重要。一是“生前遗嘱”。金融机构必须制定并定期修订翔实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确保出现问题得到有序处置。二是“自救安排”。落实机构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最终受益人的主体责任，全面做实资本工具吸收损失机制。自救失败的问题机构必须依法重整或破产关闭。三是“注入基金”。必要时运用存款保险等行业保障基金和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防止挤提、退保事件和单体风险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四是“及时止损”。为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必须以成本最小为原则，让经营失败金融企业退出市场。五是“应急准备”。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处置系统性危机的预案。六是“快速启动”。有些金融机构风险的爆发具有突然性，形势恶化如同火警，启动处置机制必须有特殊授权安排。

现阶段金融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名列世界第一位，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规模均居世界第二位。我们经受住一系列严重风险冲击，成功避免若干全面性危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金融风险诱因和形态更加复杂。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世界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增长动力不足。高通胀正在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激进收紧货币政策，很可能引发欧美广泛的经济衰退，叠加疫情反复、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粮食危机等，将持续影响全球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稳定。除此之外，西方国家经济由产业资本主导转变为金融资本主导，近些年来正在向科技资本和数据资本主导转变，带来的震荡非常广泛，影响十分久远。

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抵御风险提供了坚实依托，转型调整也带来结构性市场出清。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需求结构和生产函数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与实体经济适配性不足、资金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等现象相互影响，有时甚至会反复强化。

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平台开办金融业务带来特殊挑战，一些平台企业占有数据、知识、技术等要素优势，并与资本紧密结合。如何保证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同时防止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数据安全、反垄断和金融基础设施稳健运行成为新的关注重点。监管科技手段与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差距凸显。

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有差距。一些银行、保险公司的管理团队远不能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近年发生的金融风险事件充分表明，相当多的金融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党的领导逐级弱化、股权关系不透明、股东行为不审慎、关联交易不合规、战略规划不清晰、董事高管履职有效性不足和绩效考核不科学等问题。解决这些治理方面的沉疴痼疾仍须付出艰苦努力。

疫情反复冲击下，金融风险形势复杂严峻，新老问题交织叠加。信用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影子银行存量规模依然不小，部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尚未缓解，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头部房企债务风险突出，涉众型金融犯罪多发，地方金融组织风控能力薄弱。这些都迫切需要健全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安排，实现监管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

专业化处置机构和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市场化处置工具不完善，实践中“一事一议”的处置规范性不足。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信托业保障基金和投资者保护基金等行业保障基金的损失吸收和分担缺乏清晰的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实控人或最终受益人的风险处置主体责任需要强化，金融管理部门风险处置责任需进一步明确，地方党委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落实的积极性还需进一步提升。

此外，金融生态、法制环境和信用体系建设任重道远。金融监管资源总体仍然紧张，高素质监管人才较为缺乏，基层监管力量十分薄弱。金融治理的一些关键环节，法律授权不足。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重点举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融监管改革任务非常艰巨。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不断提升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一）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进一步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金融稳定和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中央各相关部门和省级党委政府都要自觉服从、主动作为。我国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地方法人，其党的关系、干部管理、国有股权监管、审计监察和司法管辖也都在地方，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党委对金融机构党组织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风险处置机制。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派出机构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政府领导，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共同推动建立科学高效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公开透明地使用好风险处置资金。要及时查处风险乱象背后的腐败问题，以强监督推动强监管严监管，坚决纠正“宽松软”，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铁军。

（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遏制脱实向虚。管好货币总闸门，防止宏观杠杆率持续快速攀升。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健全普惠金融体系，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供给，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水平，巩固拓展金融扶贫成果。督促中小银行深耕本地，严格规范跨区域经营。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加快发展健康保险，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健全国家巨灾保险体系。稳妥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服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三）健全“风险为本”的审慎监管框架。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盲目扩张，推动法人机构业务牌照分类分级管理。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优化监管技术、方法和流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充实政策工具箱，完善逆周期监管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防范风险跨机构跨市场和跨国境传染。加强功能监管和综合监管，对同质同类金融产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穿透式监管，实行公平统一的监管规则。坚持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对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实施常态化监管，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强化金融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

（四）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紧抓公司治理“牛鼻子”，推动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筑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依法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加强股东资质穿透审核和股东行为监管，严格关联交易管理。加强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职行为监督，引导金融机构选配政治强业务精的专业团队，不断增强公司治理机构之间和高管人员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不当所得追回制度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制度。督促金融机构全面细化和完善内控体系，严守会计准则和审慎监管要求。强化外部监督，规范信息披露，增强市场约束。

（五）营造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的法治环境。遵循宪法宗旨和立法精神，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既要纠正“有照违章”，也要打击“无证驾驶”。织密金融法网，补齐制度短板，切实解决“牛栏关猫”问题。丰富执法手段，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的优势条件，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强化与纪检监察、审计监督等部门协作。提高违法成本，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努力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保持行政处罚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打击恶意逃废债、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工作。省级地方政府对辖内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等工作负总责。

（六）切实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央地和部门间协调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将消费者保护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中统筹谋划。严格规范金融产品销售管理，强化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大力整治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霸王条款等问题。推动健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畅通投诉受理渠道。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引导树立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风险防范意识，不断提升全社会金融素养。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公平交易、信息安全等基本权利，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钱袋子”。

（七）完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处置长效机制。加快出台金融稳定法，明确金融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程序机制、资金来源和法律责任。在强化金融稳定保障机制的条件下，建立完整的金融风险处置体系，明确监管机构与处置机构的关系。区分常规风险、突发风险和重大风险，按照责任分工落实处置工作机制，合理运用各项处置措施和工具。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及其他行业保障基金不能成为“发款箱”，要健全职能，强化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平台作用。

（八）加快金融监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积极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发智能化风险分析工具，完善风险早期预警模块，增强风险监测前瞻性、穿透性、全面性。逐步实现行政审批、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各项监管流程的标准化线上化，确保监管行为可审计、可追溯。完善监管数据治理，打通信息孤岛，有效保护数据安全。加强金融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网络架构和运行维护体系。

金融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人民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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