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2023-04-17 04:48分类：熊市操作阅读：

文章来源：王赛新作《增长结构》

2019 年初，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增长五线》，并在各大媒体开辟专栏，依据增长五线理论的框架去分析大量的新兴公司，从瑞幸、OYO、优步（Uber）到 WeWork 等诸多企业，一年过去，这些公司的市场表现和我当时的判断高度一致。这让我在跟随理查德·鲁梅尔特探索何谓“好战略，坏战略”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信。

我在《增长五线》中写道，战略与营销的融合才是真正驱动市场的好战略，战略的宏观性和市场营销的微观性，可以在增长这门学科中得到融合。但是增长五线只是我想建立的“增长结构派”的冰山一角。如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在准确预判诸多新兴公司发展态势结果的基础上，我想把潜意识中更多的东西显性化、体系化、结构化。

01 打破战略的“概念空幻化”

今天的所谓商业理论，我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理性为核心的，比如战略、营销、商业模式、公司金融，还有我们整本书所谈的增长，高度理性地看问题，甚至理性到冷血，就如巴菲特所言，“不看 CEO，只看护城河”；另一类商业理论是以人性为核心的，比如领导力、组织、管理。二者有切入路径的差异。

在《战略的历程》一书中，明茨伯格曾把战略划分为十大学派，来注解战略的“战略”，相当精彩。但如果做减法，其实这些学派可以归为三谷宏治所言的两类。日本波士顿咨询公司前合伙人三谷宏治说，用一句话概括几十年的战略历史，那就是 1960 年到 1980 年之间是定位学派（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不是里斯和特劳特那个层面的“定位”）占领导优势，而 1980 年后是能力学派（比如杰恩·巴尼）占优势。这个概括简洁至极，定位学派的观点是“外部环境决定了企业的盈利性”，而能力学派则认为“企业内生能力才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我经常调侃说，这种争论与西方哲学历史上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和英国代表的“经验论”的冲突一样，争论到现今，亦无统一。

三谷宏治把两派之争比喻为“大泰勒主义”与“大梅奥主义”的战争，前者讲究理性和定量，而后者注重人际关系和领导力。前者诞生了著名的安索夫矩阵、SWOT、五力分析、PEST（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变迁）分析模型等理论，后者以管理学中人际关系学派的鼻祖乔治·梅奥为代表人物，亦包括写了《追求卓越》的汤姆·彼得斯。彼得斯总是试图用激情去解放理性，而迈克尔·波特非常反感地回击道：“这根本不是战略应该讨论的问题。”

一个困境是，今天“战略”已经成为商业世界中最危险和尴尬的词语。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这个词语在企业家的议事本以及公司会议中被反复提及，但是我们如果注意这个词语的实际使用内容和场景，就会发现其极为混乱—公司所有的东西都喜欢打着“战略”的旗号，却往往达不到战略性的结果，这即是概念空幻化。

更多被熟知的商业基本理念，本身甚至有逻辑错误，比如说“领导和管理分离”，并认为领导力高于管理。明茨伯格在其《写给管理者的睡前故事》中调侃道：“所谓领导者做正确的事，管理者正确地做事，听起来貌似有道理。但是等你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而不是正确地做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

02 如何基于企业的系统和情境融会贯通，是当下“理论之困”

同样有逻辑错误的还有“核心竞争力”。我将“核心竞争力”这种概念归为这一类—模糊的表达、辩证的解释。这些所谓的“理论”，我们深入分析下去，就会发现它们什么都不是。1990 年，普拉哈拉德（C. K. Prahalad）和哈默尔（Gary 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一文，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指出“核心竞争力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核心竞争力观点的致命局限是“事后诸葛亮”。在《麦肯锡季刊》发表的《亦真亦幻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凯文·科因（Kevin P. Coyne）等研究者指出：“很难准确界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通常是用马后炮的方式来识别它。也就是说，我们先有实际经历，然后仅仅通过实践中的成败描述来界定核心竞争力。”更致命的死穴在于该概念的“循环解释性”，比如，什么是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中那些最基本的、能使整个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稳定超额利润的竞争力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企业为什么有竞争优势—因为企业有核心竞争力。这是逻辑学里典型的循环论证错误。

这当中还包括所谓的“客户 / 顾客中心说”，这一说法简直是一团迷雾，但是只要回归到市场学的原理当中，又尤其清晰。不少所谓专家在中国鼓吹“纯粹客户中心说”，其实是违背基础的市场学原理的。市场学中最核心的理念是市场导向，即“市场导向 = 客户导向 + 竞争导向”，单独强调一方都是盲人摸象。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A）前任主席、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乔治·戴伊（George S. Day）提出，所谓公司市场导向的问题，其实从客户维度以及竞争维度，可以形成四种组合，它们分别是自我中心、客户导向、竞争导向，以及客户导向和竞争导向所融合出来的市场导向。

公司的四种市场导向（乔治·戴伊）

更重要的是每种导向针对的情境。比如竞争导向，它比较适合成熟的、集中性的企业，这种企业所在市场饱和、技术成熟，整个市场扩张已经完成，市场增长主要来自竞争对手的份额。在这种情境下，企业总是在寻求打败对手的机会。当然它们对顾客亦非常重视，因为顾客是战胜竞争对手最有力的筹码。

再看客户导向，它适用于竞争者众多且分散的完全竞争的行业。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所有竞争者的资金成本差异不大，市场比较容易进入。此时如果将精力花费在与竞争对手的比较上，价值不大，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比市场占有率更有价值和意义。然而现实是，诸多市场结构往往是两者—竞争导向和客户导向的混合，即市场导向。我们以华为为例来看。虽然华为高举“以客户为中心”的大旗，但实质在竞争上尤其凶猛，华为市场战略的本质其实是“市场导向”。因此，看透每种理论背后所隐含的前提假设，对今天的企业界来说弥足珍贵。

另一个令人尴尬的困境是，当下商业理论各个模块的分裂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企业看不到一个整体的最优解。我记得一次去海尔交流，海尔的决策层问我：到底从哪个视角切入，才能对公司决策进行一个有效的评判？有专家说组织，也有专家说战略，还有专家说品牌，孰对孰错？我回复道：“他们可能都对，也可能都错，差别在于他们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但最关键的是，从每个点切入必然需要看到整体性的融合与配合，否则就是盲人摸象，危害至深。”

2020 年，一家超速发展的千亿级地产集团—中梁集团的杨剑董事长找到我交流。他把商业架构为“左侧系统”和“右侧系统”，右侧系统构建的核心是企业的组织能力，他试图把与此相关的所有内容都融进去，包括领导力、组织能力、业务流程、人力资源系统等等，而左侧系统则指向企业增长。这家公司开高管会议，参会人员按照左侧、右侧分列两边。左侧即业务增长侧，先提出未来的商业作战计划，然后右侧系统则在前者基础上讨论如何激发组织活力，为左侧服务。左侧右侧之动态吻合，迅速推动这家公司超速发展。

从海尔到这家超级地产集团的思考，都指向了商业理论需要在实践中融会贯通。可惜的是，大部分商业实践与理论之间科目、条款分割严重，甚至相互矛盾，于是企业界感知“理论”与“实践”渐行渐远。如何基于企业的系统和情境融会贯通，是理论之困。

03 回归情境与本质相融合的“增长结构”

2019 年 4 月，我在一个管理学家聚集的论坛上做了一场报告。开场我引用了管理学大师，亦被称为“伟大的离经叛道者”明茨伯格的一句话。他说：“管理如登山，左边是管理实践的悬崖，右边是管理理论的深渊，稍不小心就掉下去。”用理论把握实践的分寸感尤其重要，这就要回到情境之中、本质之中，而情境与本质的融合，就是我想在本书中集中落笔的结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企业无数，我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CEO 咨询顾问。好的咨询顾问并不是德鲁克所言的“旁观者”，而是 CEO 决策的影响者和参与者，真正的咨询顾问需要跨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这就既需要问题导向，又需要本质思维，还有能推动CEO 进行企业变革的胆量与雄心。本书的内容既源于我对大师理论的理解与融会，也植根于我与企业家们互动的实践贯通。我始终坚信社会心理学家勒温的那句名言：“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理论更实用了。”但前提是这是 “理论”，是“好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将之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知行合一、体用合一、道术合一。我不敢说做到最好，但这的确是我在不断追求的，亦是新一代咨询顾问的使命。

希望《增长结构》本书真的可以带给企业家们深度思考与实践启示，这将是对一个 CEO 咨询顾问最大的褒奖。

本文为王赛博士新作《增长结构：不确定时代企业的增长底牌》前言，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7月出版，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一、古典经济学时代人力资本产出贡献的论述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力资本观点为。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探讨了劳动生产率、生产领域的劳动人数和赋税政策对增进一国财富的影响。AdamSmith提出人的能力是资本的观点。

认为人们在社会上学到的有用才能被定义为固定资本，“学习虽然要支付一定费用，但这种费用将来可以得到偿还，并创造出利润”，但是学习导致了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提升、工作转换时间缩短、大量机器的发明便利和简化了劳动、机器的发明和改良等等提高了生产力，这些都是人的能力提升所做出的贡献。

F.List认为古典学派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之外，还需要考虑“生产力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对生产力做了具体的阐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他已经意识到人力资本是决定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一个国家必须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促进和培养国家未来生产力。

虽然教育会花费现有价值，但是却有助于促进和培养未来的生产力。现代国家之所以比古代在财力、权力等各方面强盛数倍，单单从体力劳动作为财富的原因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而是应该从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即在智力培养、生产效能方面来进一步加以考虑。List认为资本不单单指“物质资本”，还应该包括“精神资本”，并且“精神资本”才是国家生产力最重要的源泉。

二、技术中性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一）新古典学派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普遍将非技术的劳动要素作为产出积累的决定性变量。经典的Harrod-Domar模型等作为二战以来，新古典学派的引导性理论，假定在劳动力充分就业且按照一定比例稳定变化的前提下，产出函数逐渐趋向一个稳定的，基本是由储蓄率和投资率之比所决定的，并且有保证的平均增长速度。

此后Solow-Swan模型重新建构了依靠储蓄率所决定的长期稳态产出函数，Solow模型最大贡献在于加入了物质资本的折旧率，认为在长期折旧呈线性的前提下，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占有皆会呈现一个向右上方倾斜且斜率逐渐递减的图像。最初的Solow-Swan模型是满足稻田条件的。

Solow又修正了Harrod-Domar模型中的一个假设，即人口增长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稳步变化，进而加入了人口增长速度n，因此经济处于稳态时，人均产出按照n+g的速度趋向均衡增长路径。

具有一定知识和能力特征的人力资本在Solow模型中起初未作为要素加以考量，但很快由于在一九六〇年代以来美国的高产出增长率使得“Solow余值”更加凸显，而对Solow余值的解释变得迫切起来，这催生了外生化技术要素在模型中的分量。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又加入了通过知识性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要素，使得新古典模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度与内生性增长理论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局面。

（二）新凯恩斯学派理论与人力资本

历史上经典的Solow-Swan模型及其改进一般将储蓄、固定资本的折旧及技术都作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假设无法解释一九七〇年代以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积累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形下，消费却出现了持续的、明显的改善，印度也属于其中一例。因此需要寻找另外的视角来解释上述现象。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与人力资本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存在着一个事实前提，那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和不发达经济体或区域，往往趋向更快的短期产出增长路径。在融入外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形成作为重要的推动要素之后，这一假设未有实质性改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之前的世界经济大致遵从这一事实，但七十年代经过短期调整之后，不同收入俱乐部之间出现了增长速度悬殊逐渐拉大的情形，这一特点在21世纪更为突出，只有采取了正确路径的东亚部分国家、中国、印度等原先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渐走出了困境，但多数也陷入了新的二元经济结构难题，尤其是印度。

（一）AmartyaSen的人力资本思想

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Sen因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荣获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印度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尽管他长期在西方国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但仍然保留印度国籍，并十分关注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问题。Sen认为人力资本有三方面的意义：

1. 健康、教育和其他高品质生活条件有其自身价值；

2. 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也非常有助于促进商品生产；

3. 它们还有其他的重要个人和社会作用。

上述前两方面分别是指人力资本的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Sen将人力资本的价值划分为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类：内在性价值表示形成人力资本的群体要有生存能力的价值，由平均预期寿命等指标衡量，这也是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点。

好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的公共政策是维持较高的内在性价值的先决条件，因此摆脱贫困、避免内乱和战争、防止瘟疫是增强人力资本内在性价值的有效途径。工具性价值是指形成人力资本的群体要有知识积累形成的竞争能力。当这些人通过教育、培训等知识积累，人力资本的工具性价值将会得到提升和递增，从而促进生产率提高，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对于第三方面，Sen专门提出人有正常生命期的自由（不因夭折而衰减）、读写的自由（不受文盲的局限）等，他提出人们往往忽视贫困是缺乏选择其它方式的机会，需要注意不要剥夺弱势群体的基本能力并提供给他们机会，因为这是提高一国人力资本内在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正确途径。

Sen认为人力资本构成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能够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重视——超过它们作为生产要素的工具性价值之外的原因。教育和健康不仅对个人自由有显著的价值，扩大的健康和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对个人的影响，即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起重要战略变量作用。

教育和健康对一个人有内在的重要性，是追求自由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当人们因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所受教育找到工作并获得一定经济收入之后，随之而来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自由。良好的教育基础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思考，促进以社会为导向的公共讨论。

针对印度人力资本问题，Sen指出推广学校教育能扩宽年轻人的视野并减轻印度社会童工的现象。Sen强调印度应该从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人的力量才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重视学校教育、边干边学、技术进步等方面。然而印度教育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对高等教育的倚重与对初等教育的忽视反映了印度社会原本的不公平。

一直以来，印度对基础教育的忽视有以下三个思想观念的原因：第一，部分激进地区相信现有教育体系是殖民时期的残留，可把它作为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第二，保守的高种姓认为低种姓不应该接受教育。这种观念阻碍了低种姓人群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第三，对“圣雄”甘地“识字本身不是教育”这一观点的曲解。实际上甘地认为教育应当超越识字，他坚持学校财政自给自足，甘地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印度独立后教育政策上的某些混乱。

作为第二大人口国，印度大部分人口仍生活在教育设施不足的农村地区，而物资资本匮乏也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低吸收率，因此有必要向落后地区提供教育设施。尽管普及初等教育有助于解决印度传统种姓、阶级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问题，也有利于改进社会公共政策，提供社会福利。

然而，印度基础教育覆盖率低、基础差，政府、商会等对基础教育的普遍漠视限制了一般大众享受经济进步的成果，也阻碍了印度制造业的发展。由此，基础教育的不平等转化为更深层次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不平等和低效率。教育的落后和分配失灵限制了现代科技生产的整体规模。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基础教育，才能推进制造业发展，使普通大众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真正解决结构性失业和贫困问题，使社会更加公平。

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以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整体提升为前提，整体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以各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为基础。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绝对差距仍较显著，东部地区产业转型面临技术升级瓶颈、中西部地区资源依赖型工业结构有待优化、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化不足等难题亟需解决。尽管长三角等地区的产业发展中呈现出β收敛趋势，但整体来看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内部发展分化明显，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发展。

学术界当前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现状、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区域间经济增长机制与路径等方面的研究日趋完善。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概念的界定

我国对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概念的界定主要以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与实施战略为依据。

具体来说，我国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主要实行以“同步富裕论”和“平衡论”的低水平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一九七八-一九九九年大力主张以“优先扶持东部沿海地区及沿海经济带发展”的改革开放，且在此基础上我国开始推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二零零一-二〇一四年由于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显现且呈扩大趋势，我国开始探索实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由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

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推动国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并引导区域经济总体高质量转型成为时代共识，这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时代方位的出现，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机制转型的重要考验。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轨迹，结合区域经济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本节依次对区域均衡发展、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综述进行梳理与述评，并给出本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具体如下：

1.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内涵

早期杨开忠教授提出“中性区域发展论”，后来逐渐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论所替代。

区域中性发展重点指出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布局要均衡、区域政策与战略要倾斜，旨在缓解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绝对差距从而推进整体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但区域经济中性发展并没有改变我国区域经济竞争非中性的事实，本质上加速了要素资源的市场偏向性流动，加剧了区域经济分化局面。

国外对此的探究始于平衡发展理论的成型，该理论以哈罗德—多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提出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其中大推进理论与平衡增长理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平衡发展理论体系。

区别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Buchholz 认为区域经济体制差异是各区域发展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平衡发展理论则提出普遍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是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增长的根源所在，主张在各个地区的各个部门进行相互补充的投资与产业布局，避免地区的偏向性经济增长。

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经历了从绝对均衡向相对均衡进而转向动态均衡的发展目标转变过程，国内主要从三个层面探索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定义。

从宏观层面来看，区域经济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体系是区域模式机制、战略政策实行的关键，而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定义则是形成理论体系的基础。

从中微观维度来看，地理位置、区域空间结构、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等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系统的不均衡性，使得要素流动路径与市场规模的分化，加速扩大区域经济发展后发性差异，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的复杂化。

陆岷峰和张惠更提出，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应是注重内需、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的互利共赢共享式包容性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

综上，区域经济均衡应是区别于区域中性的发展，是区域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区域战略与政策三维审视下的均衡发展；也是对区域经济中性发展的补充升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区域经济政策倾斜导致的市场、企业与中介组织的非中性发育。

但区域经济均衡忽视了地区内生禀赋与资源优势的差距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与目标的指标均衡，长期来看不利于地区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与协同配合，对指导当时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国外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始于 20 世纪中后期，是由伯尔丁提出的三阶段式经济协调理论体系，他认为经济发展应该历经“储备—福利—休养生息”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梅森提出防止经济饱和的观点，戴利则倡导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以防经济出现资源短缺与不可持续发展。这是最早关于经济协调发展观点的论述。

后来 Atikah 研究提出要重视不同区域的人均 GDP 波动变化趋势对经济协调发展的预测作用，Dolbnya 则强调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创新质量才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关键。

国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始于 1996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该计划正式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方针。此后国内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认识经历了“以区际依赖的总体相对平衡—资源要素布局的动态协调发展—子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

杨明洪、方玉洁等学者研究发现，1990 年以来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差距呈扩大趋势，区际内在差距的深化呼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加快推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以区际间互惠合作的方式实现资源要素的经济收益最优化、经济效用最大化进而引导区域间比较优势禀赋合理发挥与相互配合。

协调发展不再只关注区域总体布局的绝对数量均衡，而更强调区际间互动机制和开放关联效应，区际间不再是互相割裂的经济单元，而是地区利益关系与生产力布局的内在优化协调整体。

不同于区域经济动态均衡发展，动态协调经济发展以协调多维度区际耦合关系为宗旨推进人口结构、人力资本与消费的动态化协调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资源环境与结构的有序化协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认知由状态、过程向模式和战略演进，实施区域经济协调战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模式助力区域协调发展过程的实现进而达到维持中长期区域经济协调状态的目的，最终实现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与更高水平稳态。

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理念实现了时代升级与更新，允许短期内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存在，着力推进地区间经济资源的异质性互补与协调性演进。

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更多的是强调区域经济板块与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协调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内生性与发展质量，忽视了城乡互动发展的空间枢纽功能，也较少涉及主体“人”的发展，可能加剧城镇、小城市圈与经济增长极的非对称性分化发展。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方位转变的政策指向标。与此同时，我国区域经济也正式从均衡发展、协调发展步入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阶段，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理念与指导方略转变的重大标志，也是进行区域经济布局等工作的大前提、大逻辑。

Nibedita Saha认为当今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中小企业的知识型创新为引致需求的，Zakariya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级人才的知识转化率与区域经济增长率相一致。且新时代下高级人力资本的知识产出、科技引致创新对区域经济质量提升有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因此当前实现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化优势覆盖是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发展观不再局限于单维度的民生指向观，而是由内而外的内生转变，即兼顾经济发展整体布局的同时又考虑到系统平衡的大局观念转向，是深度贯彻到各经济发展子系统的总发展理念。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渡，是要素流动路径与禀赋结构、产业体系与增长阶段的综合转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我国经济新时代背景与当下主要矛盾转变而形成的理念，是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完善与升级，旨在实现稳定经济系统内部结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与提升要素投入效率为核心的区域发展。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关注点从产业、外贸投资、技术创新到生态、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等多维综合拓展，注重从城乡到经济带经济圈的经济增长质量差异化协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维度的区域经济新发展。

新时代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兼顾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口质量的同时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进而达到动态均衡，这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观与区域均衡观、协调观的最大区别。

笔者认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逻辑在于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一切发展最终以人民的利益为主，发展过程是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发展的直接目的是协同实现异质性区域经济的动态化协调发展。

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相衔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经济系统低成本化的最优协调发展，是以理性经济人的高质量发展为前提，以新发展理念为支撑，旨在以协调成本最小化实现创新、绿色、开放、共享发展高水平动态均衡的社会福利效用最大化。

且各区域创新、绿色、开放、共享经济系统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关联系数及交互系数大小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状态的直接体现，这也直接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进程。

一、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陈子韬、孟凡蓉、袁梦深入研究中国科技与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现当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占比越高，经济增长越受益。张芷若和谷国锋采用指数合成法分析我国15年的历史数据，发现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科技金融能够进地区经济增长。

韩俊华科技和金融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科技金融的耦合效应。陈晓红通过因子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增长受到技术创新影响，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苏治和徐淑丹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测算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变化趋势，最终发现中国经济近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

张翠菊与刘殿兰从技术和产业两个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发现相较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更能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有学者选取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探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短期内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效果，但长期来看，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谷慎和汪淑娟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科技金融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科技金融投入由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郑磊等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发现金融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线性的。马志云与刘云研究环境质量与技术的关系时，发现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着外溢性特点。

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经济数据，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技术上对其他地区有一定的溢出效应。杜两省、胡海洋研究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张玉喜和赵丽丽分析我国历年的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数据，发现短期内科技促进了经济增长，但长期影响是不确定的。

二、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绿色金融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如丁攀、金为华和陈楠分析金融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发现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冯珏等通过建立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谈论了绿色金融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李晓西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提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郭国庆比较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

张莉莉从企业的微观数据出发，测度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及效率，得出不同地区在效率上具有差异性。孙焱林和陈青青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周海鹏、李媛媛和李瑞晶构建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发现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

如有学者在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两者影响曲线之间具有倒“Ｕ”型特点，由此得到了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一样的结论。宁伟和佘金花通过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经济增长与绿色金融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有学者对比环境与能源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两者的作用刚好相反，环境污染能够抑制经济发展，而新能源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三、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现状

在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除了传统的要素投入，学者们逐渐把碳排放纳入考虑范围，有学者在考虑环境污染或碳排放等因素后，得到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李国志等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我国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研究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亦呈现倒“U”型关系。

但也有部分国内学者指出EKC曲线的不合理性，如胡初枝等构建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时，发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并不同于传统学者认为的倒“U”型关系，而是“N”型。在对环境质量如碳排放等进行一些具体的量化时，部分学者基于“脱钩”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做了相关分析。

如孙叶飞等利用脱钩指数和因素分解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发现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呈“M”型特点。主流的研究观点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从宏观角度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研究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协同效应。如王凤婷等运用面板数据和脱钩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发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有学者在库兹涅夫曲线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发现行业性质能够对模型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在研究碳排放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部分学者运用分解分析法做出了相关分析，有学者提出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由于其对数据有较好的包容性，被大多数学者接受。

苑清敏等基于脱钩分析法比较京津冀地区的碳排放效应，发现各地区的脱钩状态具有差异性。杨晓华，胡怡文研究我国制造业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出倒“N”型特点。也有学者基于面板模型或空间计量方法展开研究，如严雅雪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发现我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差异性。

赵哲、陈建成等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现状，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又相互影响，由于区域产业结构不同，经济增长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并不总是线性关系。贺青、张虎等运用面板数据对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业集聚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王佳邓、孙启宏等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与税收的关系时，发现对环境保护收税能降低碳排放水平，从而对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以上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但他们都没有将绿色金融、科技创新与碳排放同时纳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当中，仅仅关注绿色金融与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

同时现有研究大多数都采用固定视角评价经济发展水平，没有考虑在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的共同作用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与当前经济发展与金融、科技之间愈加紧密联系的现实不相吻合。本文基于在研究视角上把绿色金融、科技创新两者结合起来，运用社会网络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两者对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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